來源：澎湃新聞 2025年9月18日

標題：唐宋經濟制度與地方社會

記者：李忠民

2025年9月6日，“唐宋經濟制度與地方社會”工作坊在上海師范大學徐匯校區文苑樓舉行。本次工作坊旨在深入研討唐宋經濟制度與地方社會的互動邏輯，總結其中蘊含的治理經驗與制度智慧，為推進當下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提供學理支撐與歷史借鑒。工作坊由上海師范大學“中華優秀傳統文史素養”協同創新教研團隊主辦，上海師范大學中國史學科、上海市歷史學會協辦，來自華東師范大學、河南大學、河南師范大學、山西師范大學、淮北師范大學、浙大城市學院、江蘇第二師范學院、上海社會科學院、《復旦學報》雜志社、《學術月刊》雜志社、《高等學校文科學術文摘》雜志社、上海師范大學等單位的二十余位專家學者參加工作坊，并就相關問題進行了對話交流。

上海師范大學人文學院陳勇教授致開幕詞。陳勇指出，“國家治理與地方社會”工作坊自開辦以來，始終致力于推動中國古代國家治理體系與地方社會的學術研究，形成了持續深入的學術對話傳統與鮮明的學術交流特色。本次工作坊以“唐宋經濟制度與地方社會”為主題，能夠從國家經濟制度設計、運作機制與地方治理實踐的角度，深入探討唐宋之際國家與地方間的互動關系。希望通過本次工作坊，既能總結唐宋經濟制度對地方社會治理的深遠影響，推動我們對中國古代國家治理邏輯的進一步理解，又能增強學術的代際溝通與交流，促進中青年學者的成長。

本次工作坊共有八篇主題報告，涵蓋唐宋時期的譜牒文書、藩鎮政治、中央與地方財政體制、兩稅治理、中樞政治運作等諸多問題。江蘇第二師范學院鄧子勉、《復旦學報》雜志社陳文彬、《學術月刊》雜志社周奇、上海社會科學院葉舟、《高等學校文科學術文摘》雜志社鄒國慰、上海師范大學孔妮妮、秦中亮、趙龍、許超雄擔任評議人。

山西師范大學歷史與旅游文化學院劉麗的報告主題為《事、文、義：敘事視角下譜牒類文本的史學分析——以中古河東裴氏譜牒為例》。該報告以中古河東裴氏譜牒文本為考察對象，反思史學敘事三要素，認為譜牒類文本的真實在很大程度上體現為世系學的話語邏輯，而不是絕對的客觀抑或純粹的真實，借助敘事視角對不同類型的歷史文本進行系統的史學分析，有助于打破近代以來實證主義史學對歷史學的壟斷性解釋，為構建中國自主的史學話語體系提供資料支撐。評議人指出，本報告以“事—文—義”貫通實證、形式與功能三層邏輯，將史學敘事理論與中古譜牒類文本有效耦合，“引譜入史”，在譜牒類文本的敘事化解讀與中國本土史學重構方面，提供了有益啟發。

河南師范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劉永強的報告主題是《從來人心忠順：論唐代宗、德宗時期河東鎮的政治走向》。報告聚焦于唐代宗、德宗時期河東鎮的政治演變，揭示了中央與藩鎮關系在中晚唐時期的復雜互動。報告認為，安史亂后河東鎮面臨回紇、河北等多重政治軍事力量的覬覦，形勢異常嚴峻。唐廷一方面與回紇改善關系，以咸安公主進行和親，有效減弱河東鎮的北方防御壓力，另一方面采取“放棄河朔，控制其余”的藩鎮政策，穩定河北局勢，同時逐漸增強朝廷選任主帥的權威，加大中央的控制力度。在朝廷多重政策的共同作用下，河東鎮“人心忠順”的政治走向最終完成。評議人指出，本報告問題意識強烈，以中晚唐藩鎮格局的關鍵區域——河東鎮為考察中心，兼顧正史、詔敕、墓志及各類其他材料，特別是出土墓志與傳世史料的對照使用，以個案研究與宏觀政治格局分析相結合，增強了論證的邏輯說服力。對河東鎮監軍權力的分析，可以結合中晚唐宦官權勢的增加，及與他鎮（如鳳翔、同華等）進行橫向比較，更進一步增強論述的典型性。

上海師范大學人文學院韓冠群的報告主題是《從“委政廟堂”到“每事堅執”：宋光宗朝政治運作》。報告聚焦宋光宗朝政治運行特征，通過分析光宗與大臣間關系的階段性演變，揭示光宗由“委政廟堂”向“每事堅執”的轉變過程及其政治邏輯。報告認為，光宗朝政治因疊加了光宗與太上皇、光宗與宰執大臣，以及宰執大臣之間多重因素而錯綜復雜，促使中樞政治運作呈現多變、劇變的特點。光宗朝政治運作由君臣共治面向趨于專斷化、偏執化，最終促成紹熙內禪的發生。評議人認為，如何理解皇權與宰執大臣的互動，是宋史研究的關鍵議題。光宗朝政治運作特征的轉變，是官僚體制的運作邏輯與皇帝個人意志之間張力的鮮明體現。中央集權制國家中樞證據的穩定運作，除去依靠強有力的官僚體制、制度與法治建設、文書行政體制外，還有賴于個人層面的君臣協調。光宗朝中樞政治運作的階段性變化，展現了政治史研究需要涉及的諸多復雜維度。

浙大城市學院浙江歷史研究中心林建的報告主題是《再論北宋對黃河下游河灘地的管控》。報告認為，宋廷對黃河下游河灘地的管控措施，由河務為先轉向農事為主，彰顯了北宋中后期宋廷基于黃河北流現狀，對于治河政策與區域社會治理方式的不斷調試。政府的介入，在于調控河灘地的分配，并希冀利用河灘地補足濱河地區財政的虧失，實現濱河地區社會秩序的穩固與延續，凸顯了古代王朝對環境生態變化時的無力與順從。評議人指出，環境史、經濟史與政治史的交叉研究，是當前歷史研究的熱門領域。以北宋對河灘地管控措施的轉變為分析中心，梳理北宋中后期不同階段政策取向的側重，揭示政策背后涉及的財政、社會治理等多重壓力，展現了作者鮮明的問題意識與嚴密的分析邏輯。對河灘地的管控，不僅關乎田賦收入，還深刻影響邊防軍儲、移民安置等更大范圍的國家治理。北宋政策的轉型，在宏觀上可以理解為古代農業國家應對生態脆弱區治理模式轉變的一種典型案例，具有廣泛的比較研究價值。

淮北師范大學歷史文化旅游學院原康的報告主題是《兩稅法時期唐代地方官員的“均稅”困境及其策略》。報告認為，兩稅法下地方官員的“均稅”實踐，反映了中央政令與地方執行之間的巨大張力。兩稅法下“三年一定戶等”的政策規定，實際上并未嚴格執行。這并非源于單純的吏治敗壞，國家財政收入的需求與稅負均平的政治理想、均稅帶來的擾民風險與“安民”倫理，在本質上相互齟齬，兩稅法下的“均稅”困境，實際上是制度本身的內在矛盾所引發的。評議人指出，兩稅法下的均稅困境，不能簡單歸因于傳統意義上的“吏治敗壞”，部分官員如元稹等，在制度縫隙中的成功探索，并不能證明制度本身不存在問題。本報告立足于唐代兩稅改革的關鍵節點，以“均稅”為切入點，突破傳統的學理分析，深入揭示了制度設計與實踐之間的張力，注意到政績考核與政治理想間的邏輯沖突，為理解中晚唐地方治理的制度結構提供了有力解釋，為制度史研究提供了新的著眼點。

上海師范大學人文學院楊曉宜的報告主題是《唐中后期藩鎮的地方治理與司法權運作機制》。報告聚焦唐代藩鎮與地方治理，結合法制史研究，以地方官員的司法職能為觀察視角，分析藩鎮司法權的運作及其對地方社會的影響。報告認為，“道”既是上下級政務的溝通管道，也要監察州縣的治理概況。在地方司法權的劃分上，州縣“主審判”，藩鎮“主監察、輔審判”，是朝廷控制地方勢力尾大不掉的有效手段。地方司法權的運作既受制于政治權力的再分配，又反映出唐代政治秩序的多元性與彈性。評議人指出，本報告圍繞中晚唐方鎮司法機制的制度建構與運行實踐展開研究，擺脫了傳統的敘述框架，是近年來制度史研究轉向整體趨勢的體現。考察節度使在地方設置的司法機構及裁判程序，揭示中央司法體系在地方的延續與適應，回應了當前學界區域史、制度史研究的最新關切，為進一步理解中晚唐政治秩序的彈性實踐提供了分析視角。

上海師范大學人文學院張延和的報告主題是《南宋初期收兵權與中央集權的重建》。報告認為，南宋初期，高宗以御札指揮大將，宰執、詞臣與皇帝共同參與到統御大將、重建中央集權的政治格局中來，御札體現的是朝廷和皇帝的共同意志。同時，高宗采取“以內軍制衡外軍”的策略，塑造“將門”掌“內軍”的格局，并在和議達成后，收回大將統兵權，將統兵權分流到統制官、統領官、將、副層級，由皇帝和樞密院掌握軍隊指揮權，最終實現收兵權，重建了中央集權。評議人指出，“收兵權”問題，觸及的是南宋初年政權重建過程中最核心的國家治理議題，南宋政權既要應對武將擁兵自重的現實威脅，又不能徹底否定軍事系統對邊防安全的有力支撐，“收兵權”所遭遇的兩難處境，是理解南宋初肇期國家政治復雜性的絕佳切入點。該報告對南宋初年收兵權與重建中央集權的分析，已超越軍事本身，切入到了制度史、政治史等更廣泛的史學議題，是理解南宋初年重建中央集權的關鍵線索。

河南大學黃河文明與可持續發展研究中心孫朋朋的報告主題是《元代行省財政體制建構與地方財務運行》。報告分析了元代行省與都省在督辦、轉輸地方財賦以及維持地方財政正常運行等方面互為表里的密切關聯，認為在元朝高度中央集權的財政體制下，行省以服從中央財政為要旨，都省為確保行省發揮積極財政效應而賦予其財權大而不專的財政定位，由此衍生出元代地方財政來源多元化與經費承擔主體的社會化現象。評議人指出，該報告圍繞元代財政體制的建構與運作展開，兼具財政制度史與地方行政史雙重視角，揭示出中央財政制度設計與地方財政執行間的復雜張力。元代行省制的財政建構，是理解大一統格局下財政制度設計與執行的重要視角，能夠為今天財政體制的變革提供一定智力支持。

上海師范大學旅游學院徐世康，人文學院許超雄、馮盛，分別就此次工作坊的主題及發表的八篇報告開展圓桌討論。徐世康認為，財政制度的設計與執行，是國家治理的重要組成部分。唐宋國家財政制度研究雖然成果豐厚，但目前仍舊存在兩個明顯斷裂：一是國家財政制度與地方社會治理間的連接不夠緊密，二是制度史與經濟史之間的聯動分析仍顯薄弱。以兩稅法為例，學界往往集中于國家層面的制度設計，對于地方治理層面的“均稅”困境措意不多。財政制度不僅僅是制度設計的問題，更是國家治理的重要實踐部分，歷史研究必須切實推動制度與實踐之間的學術對話。許超雄指出，藩鎮時代的國家治理，不能停留在中央與地方博弈的傳統視角，更要將其置于唐宋之際國家治理結構轉型的長時段視野來觀察。安史亂后的國家治理，并非中央權力的徹底崩解，而是中央與地方間治理模式的相互調適，它不但不孤立于國家治理的邏輯之外，更是理解新舊制度轉型期內，國家治理與地方社會關系的關鍵環節。馮盛認為，圍繞中樞權力運作與國家治理的關系，近年來學界主要側重制度設計與制度實踐間的張力問題，對制度史的研究仍過度集中于理想型、籠統型的描述，這一點需要格外注意。本次工作坊所提交的論文，無論是對光宗朝中樞政治轉型的考察，還是聚焦宋初中央集權的重建，抑或元代行省財政體制的建構，都提供了新穎的研究視角，對學界相關研究有重要啟發。

華東師范大學歷史學系教授黃純艷在工作坊閉幕式做學術總結。黃純艷指出，本次工作坊主題新穎、立意鮮明，將唐宋經濟制度置于“國家治理與地方社會”的大框架下進行討論，對拓展唐宋史研究的視野具有重要啟發。與會學者的報告緊扣主題，能夠從政治、經濟、藩鎮等多個維度切入，對正史典籍、碑刻文書、譜牒等各類材料的運用較為充分，體現出青年學者扎實的學術訓練。黃純艷特別強調，本次工作坊的成果不僅僅局限于學術交流，更增強了老、中、青三代學者的代際溝通，為青年學者提供了學習與成長的平臺，促進了學術新生代力量的成熟。

本次工作坊聚焦唐宋經濟制度與地方社會，圍繞國家制度建構與地方治理實踐兩個維度的互動展開深入研討，凸顯了工作坊主題的學術價值與研究意義。與會學者圍繞唐宋中樞政治運作、藩鎮政治發展、中央集權重建、地方政策落實及財政體制運轉等諸多主題，充分利用傳世典籍、碑刻墓志、譜牒文書等各類史料，深度揭示了唐宋之際國家治理與地方社會的諸多面向，展示了唐宋史研究的新思路、新特點、新視角、新方法、新趨向。工作坊在推動相關學術研究深化的同時，也為中青年學者提供了學術交流與切磋平臺，促進了學界新生代力量的成長與成熟。總體而言，本次工作坊對唐宋經濟制度與地方社會的深入探討，取得了預期的成效，為未來相關領域的拓展奠定了堅實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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