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流的大學應該有一流的大師，一流的大師應該編著一流的教科書，一流的教科書應該是無與倫比的經典。打造精品課程，就要引入競爭機制，提倡和鼓勵優秀教師寫教科書，同時要給優秀教科書的作者充分的尊重和褒獎

       復旦大學出版社最近推出《研究生學術入門叢書》，據說這是國內第一套專為文科碩士研究生編寫的學術入門指導叢書，從某種意義上說，填補了我國研究生教材的空白。有媒體記者與編寫這套叢書的發起人葛兆光教授對話，葛教授語出驚人：“一打著作比不上一本好教科書。”“一流的學者最應該寫教材。”這兩句話，我深表贊同。

       大學教科書是大學課堂里的“劇本”。大學最根本的任務是培養人才，培養人才最重要的途徑是提高教學質量，提高教學質量最關鍵的前提是有高水平的教師，高水平教師最核心的基礎是用高質量的教科書。因此，大學教科書在教書育人方面有舉足輕重的作用，其重要性怎么強調都不過分。

一打著作比不上一本好教科書

       關于大學，人們最樂意引用的一句名言是：大學者，大師也，非大樓也。說說容易，做起來很難。而且往往說的是一套，做的是另外一套。舉目四望，多少大學在圈地劃塊大興土木，新的大樓拔地而起如雨后春筍。大樓當然也很重要，所以大學要搞基本建設，然而大師呢？大學還有更重要的“基本建設”，就是培養大師。

       大師是怎樣煉成的？一個重要途徑正是編著教科書。古今中外，概莫能外。我們從薩繆爾森的教科書中認識了經濟學，從德魯克的教科書中認識了管理學，從科特勒的教科書中認識了市場學。薩繆爾森是1970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德魯克被稱為“管理學之父”，科特勒的市場學教科書被奉為市場營銷的“圣經”。他們都是世界頂尖的大師，都因為編著教科書而名揚全球。大學因為大師而出名，大師因為著作而出名，著作如是教科書則能大大出名。記得上世紀90年代，復旦大學出版社出過一套由周谷城先生主編的《中國學術名著提要》，其中許多名著就是教科書，比如馬寅初的《經濟學概論》、王亞南的《中國經濟原論》、潘序倫的《會計學》，等等。

        大學教科書，是專門學科領域的研究成果的總匯，既講授基本原理，又介紹學術前沿動向；既能引人入勝，又能發人深思。編著教科書的作者，應該是這些專門領域高屋建瓴的專家。復旦大學的蔣學模教授是著名經濟學家，他主編的《政治經濟學教材》在25年中連續出版13版，發行了1800多萬冊。我們常形容有些著作“十年磨一劍”，他更是幾十年磨一劍——用蔣先生自己的話來說，是“不斷改悔”。精雕細刻、精益求精，沒有這樣的精神，不可能寫出經典的教科書。這印證了“一打著作比不上一本好教科書”的論斷，也說明了“一流的學者最應該寫教材”的道理。

優秀的教科書就是學術的豐碑

       大學的核心競爭力是什么？當然是教學質量。用什么標準衡量教學質量？現在的大學評比、排行設定了不少指標，有的是經濟實力的化身，可以用錢換來。但我們容易忽視“軟實力”，它雖是“軟”的，卻實實在在——你有沒有、有多少經得起實踐檢驗和時間考驗、被公認和采用的教科書？那是真正的學術水平，那是教授長期積累、智慧心血的結晶。我看大學排行榜應當把教科書作為一項評比條件。編著出優秀教科書，應當作為重大學術研究成果。優秀的教科書，兼具權威性、專業性、創造性、前瞻性、連續性等特點，有巨大的影響力和強烈的滲透力，因而不斷再版又不斷更新，經久不衰。有的教科書成了常青樹，已經出到17版、18版，還在繼續修訂。有的大師，一輩子就是和一本教科書作伴。一本優秀的教科書就是一座學術的豐碑。十年樹木、百年樹人，編著經典教科書是影響幾代人、造就千百萬人才的基礎工程。

        但在現實中，無論思想認識，還是制度安排，以及實際運作，都存在誤區。有一種觀點，認為大學教材可有可無，用與不用無所謂；或者即使用了教材，老師是不是按照教材講課也無所謂。與此同時，許多大學教材質量一般甚至低下，都是東拼西湊而成，結果就“似曾相識”。據披露，全國的《文學概論》有幾百個版本，內容大同小異。正因為低劣教材泛濫成災，搞得教材“名聲”不好，所以不少大學規定，在考核中，教材一概不能算學術成果，評職稱要憑論文和專著。又正因為教材哪怕再優秀也不算數，所以許多老師對編寫教材不感興趣、不當回事，導致了教材質量徘徊不前，并且品種不全，比如開展“通識教育”所需的經典選讀教材匱乏。還有，現在強調培養國際化人才，所以鼓勵采用原版教材，出發點很好，但照搬照抄、囫圇吞棗，往往脫離實際、食洋不化，學生一旦拿來應用，對不起，水土不服。

        一流的大學應該有一流的大師，一流的大師應該編著一流的教科書，一流的教科書應該是無與倫比的經典。打造精品課程，就要引入競爭機制，提倡和鼓勵優秀教師寫教科書，同時要給優秀教科書的作者充分的尊重和褒獎。（作者為復旦大學教授、博導，上海人才研究會副秘書長）

（來源：文匯報2009年9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