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世承（1892-1970），字茂如，嘉定人，我國著名的心理學家、高等師范和中等教育專家。他畢業于美國布朗大學，獲博士學位。新中國成立之前，先后擔任過南京高等師范學校教授，東南大學教授兼附中主任（校長），上海光華大學副校長、教授兼附中主任（校長），南京中央大學教授、教育社會學系主任；抗日戰爭期間擔任國立師范學院院長。新中國成立以后，他相繼擔任光華大學校長、華東師范大學副校長、上海第一師范學院院長、上海師范學院院長。廖世承在50多年教育生涯中，孜孜不倦地從事教育理論研究和教育實驗，勇于探索創新，在中國教育現代化進程中作出了開創性的貢獻。廖世承在教育心理學、中等教育、教育測驗及統計、高等師范教育、學校管理等諸多領域，均有豐富的著述、卓越的實績和寶貴的實踐經驗。
　　

開創中國現代教育測驗理論和方法

　　廖世承積極倡導和推行智力測驗和教育測驗，成為20世紀20年代在我國推行智力測驗和教育測驗的杰出代表。我國最早的心理實驗室于1920年分別在北京高師和南京高師建立。廖世承參與南京高師心理實驗室的創建工作，并在我國首先用智力測驗法測驗投考的學生和在校學生。1921年，他與陳鶴琴在測驗基礎上合作編著出版了《智力測驗法》一書。這當是我國最早的智力測驗著作。為了完善測驗標準，在廖世承主持下，東南大學附中與中國中等教育協進社合作，編制了初、高中用的各科測驗，并組織學生以東大附中為基地，到江、浙、滬等地學校按編制的測驗方案進行測驗，并將測驗情況寫成報告，如《讀法測驗》《常識測驗》《國文測驗》《英文測驗》《五項測驗》《智力測驗報告》等，分別在《教育匯刊》《中等教育》《教育雜志》等刊物上發表。1925年，廖世承與陳鶴琴又編著出版了《測驗概要》一書，這是教育測驗的總結，使編制測驗的方案更趨完善和規范，被公認為“測驗最簡便的用書”。它不僅可用于文化學科，還可用于道德意識、時事政治；不僅可用于個人，還可用于團體，即可以同時在四五十名學生中進行。這對推廣教育測驗和心理測驗起了極大的作用，因而被國內外學者譽為“廖氏之團體測驗”。美國測驗專家麥格爾承認，廖世承等人編制的各種測驗，至少與美國的水平相當，有許多比美國還優。
　　

創立教育心理學科

　　廖世承所學的教育心理學科，是一門實驗性很強的學科。他在南京高師、東大附中首先主講“教育心理學”課程，開創了中國該課程教學的先河。在主講4年多的基礎上，他于1924年由上海中華書局出版了《教育心理學》一書。這是我國最早的高師教科書。他在書序中說：“教育心理為現時治教育者所不可不讀的科目，因其能應用心理學原理，解決教育上困難問題。”1922年全國新學制課程標準改革委員會開會，決定“教育心理學”課程教材由廖世承負責編訂。自此，大學、高師、后期師范、高中、師范講習所等，都能陸續開設教育心理學課程，適應了教育和教學的實際需要。

　　廖世承不僅創立了新的學科，還把教育心理學原理運用到辦學實踐中，較為突出的就是提出了個別差異教育理論和方法。他認為，辦學者不察學生的個性差異，不去研究適應個性的方法，把“智者、愚者、程度高者、低者、知識豐富者、缺乏者，強納之于一爐”，必會使教授困難，效率低下，程度下降，天才埋沒。為此，他在《中等學校的學級編制》一文中呼吁：“我們辦教育的人，當隨處替學生設想，減少他們時間和精神的浪費。”
　　

開拓中學教育系統研究和實踐的新途徑

　　早在美國留學時，廖世承就注意收集世界主要國家中學教育的材料。1924年，商務印書館印行了廖世承撰寫的《中學教育》等著作。這是我國系統研究中學教育的最早著作，為我國開拓了中學研究的新途徑。

　　1920年到1937年，是廖世承從事和研究中學教育的黃金期。他領導的東大附中“幾執全國中等學校的牛耳，報考人數，為全國稱首”。光華附中在30年代初的上海中學會考中連續數屆成績名列全市第一。由于光華附中辦學成績顯著，教育部門給該校“設備完善，辦理認真，成績斐然”等嘉獎評語，1936年，教育部確定全國9所優良中學，光華附中是其中之一。可見，東大附中和光華附中都是全國中學的佼佼者。

　　廖世承在認真辦好中學的同時，積極研究中學教育。他先后撰寫了《五十年來中國之中學教育》（1922年《申報》館五十年紀念刊）、《十年來之中國中等教育》（1935年《光華大學期刊》第3卷）、《中學教育》（1936年《中華教育界》第24卷）、《三十五年來中國之中學教育》（商務印書館1940年版第37-51頁）等，從歷史發展經驗中獲得新認識，為辦學服務。此外，他撰寫了《今后中學教育的問題》《近今教學上幾個重要問題》《為全國中學請命》《教育改造中的一個重要問題》《修訂中學課程的意見》《中學教育改造的基本原則》等十幾篇文章，對中等學校的學制、課程、教材、教育與教學、教師與學生、中學校與職業教育、學生的課外活動、辦學者與社會等問題，都有深刻論述。廖世承提出了許多教育觀點和主張，如“教員實為學校的命脈”“一個學校的最后成功，就靠著教師”“教育為百年之計，立國之根本”等等。
　　

樹立師范學院獨立辦理之先聲

　　廖世承從辦中學轉至辦高等師范學院，繼續激發勇于嘗試、悉心研究的精神。1938年，日本侵略者的魔爪伸到上海，他赴湘南藍田，在“重崗復嶺”之地辦起了一所國立師院。從1938年到1947年，他一面盡心辦理學院，一面悉心研究師范教育，先后撰寫了《師范教育與抗戰救國》《師范學院的使命》《抗戰十年來中國的師范教育》等長篇文章。他對我國師范教育發生發展的歷史作了系統回顧和檢討，分析了師范教育在教育發展中的地位和作用，論述了師范教育的使命，提出了師范教育訓練原則、內容和方法，為我國師范教育發展作出了理論和實踐貢獻。廖世承堅決主張師范院校應獨立設置。他認為，這樣才能培養良好的師資，使中小學有穩定的、有質量的師資來源，保證教育質量。他指出，師范學院的目標“應以身心健康，工作能力，知識興趣，藝術陶冶，休閑生活為首要”；高師教育的核心問題是師范生的教育與訓練。為此，廖世承提出“六大訓練”，即“意志訓練”、“人格訓練”、“能力訓練”、“團體生活訓練”、“藝術訓練”、“體育訓練”等。他還說：“教師是非常專門的職業，不但要知識好，方法好，而且要有專業道德——有責任心、忍耐性、仁愛心、真誠、坦白、樂觀、謙虛、公正諸美德。”這些觀點和主張，充分反映了他辦好師范教育的明確方向和堅定立場。
　　

積極倡導“六三三”新學制

　　在20世紀20年代初，國內圍繞學制改革展開了激烈的爭議，各種主張和方案競相興起。廖世承不人云亦云，有著自己的觀點和主張。他說：“新學制中最有精彩的，是中等教育一段，現時教育部學制會議辯論最激烈的也是中等教育一段。辯論的焦點，是中學應該采用‘四二制’或‘三三制’。我對于新學制抱無窮的希望，在草案沒有通過之前，我因為在東大南高方面擔任一門中等教育，就在研究這個問題，參以在附中的實地經驗，覺得對于這個問題可以發表些意見。”在此之前，在蘇州、濟南、武漢等地調查、座談時，廖世承就“四二制”與“三三制”展開討論，他表示實行“三三制”符合個性、適應時代潮流，既可使“各段教育相銜接”，又可“顧全升學與職業兩種”。他不僅主張實行“三三制”，還主張實行選科制和分科制，使普通教育和職業教育相互滲透。

　　1922年，教育部頒布《學校系統改革令》，新學制方案為：小學六年，初中三年，高中三年，簡稱“六三三”學制。廖世承為提倡實行新學制，先后寫了《三三制問題》《新學制與中學教育》《關于新學制一個緊急的問題》等。他說，“要知學制每經改革，全國學校必多損失，所以不改革則已，要改革，須徹底。”廖世承的呼吁和東大附中認真實施的成功經驗，有力地推動了我國的學制改革和課程改革。
　　

倡導和實踐全面發展、因材施教的教育思想

　　無論辦中學校還是辦高師，廖世承一貫主張德、智、體三者并重。他所辦的學校充分體現了全面發展、因材施教的理論與實踐。

　　廖世承極為重視學生的理想和品德教育。他在《中學教育》一文中指出：學校教育“不重在知識的灌輸，重在人格的培養”。他說，如果我們在學校內專盡了“教”的功夫，不盡“育”的責任；專供知識，而不問應用知識的人的人格如何，不僅有許多流弊，而且是十分危險的事情。他還對當時學校教育“偏重學業，忽略品性”的偏向提出了嚴厲的批評，說“與其有知識而沒有人格，還不如有了人格而沒有知識，尚可減少一半的罪惡”。1935年，他給光華附中畢業班同學贈言中指出：“要知人格健全，不但是國家社會曾蒙其益，個人也有無窮的樂趣。人生最寶貴的是純潔無瑕的人格。”廖世承德育教育的主要內容包括高尚的理想、美好的情感、純真的節操、良好的習慣、勇敢的精神等，而最重要的是樹立為大多數人增幸福的人生觀——這是一個人的“中心信仰”。

　　廖世承主張智育要注重基本知識學習。如基本知識缺乏，將來求職業、習師范、升大學，均不能有高深的造詣為社會謀幸福。同時，他又強調真正的知識不是單純的書本知識，而是“活的知識”。“所謂活的知識，能應用于實際，使能適應個人的需要。”

　　廖世承在辦學中洞察到，隨著社會進步，科學技術的發展和機械化程度的提高，人類逐漸由勞力而趨向勞心。為此，他多次提出“體育第一”。廖世承把強健學生的體格，看作學生德智發展的基礎，也是今后服務社會的基礎，所以始終把學校的體育教育放在十分重要的位置。廖世承在所辦的學校中，始終大力提倡、精心組織各類課外活動，為學生的個性發展創造條件。廖世承說，各種課外活動的功用，在養成身心健康，發展良好的本能，培養美滿的人格。華東師大教授譚維翰回憶當年讀書時說，在這樣的學校里讀書，學生感到總是生活在既緊張又活潑的環境中，學得專心，練得起勁，玩得高興，能使自己多方面發展，健康地成長。同時，廖世承作為教育心理學家，十分重視學生的個體差異，特別強調因材施教。他認為，實施全面發展教育，都不能忽視人的個性。
　　

倡導并堅持教育實驗

　　廖世承自從從教第一天起，始終積極倡導并實行教育實驗。廖世承認為，現時教育理論及設施，均建立在教學的基礎上，所以科學的實驗，當盡力提倡。當時，各種教育主張和改革方案充斥報刊雜志，對實施新學制及辦學中諸多問題，都需要設法解決。面對這種情況，廖世承腳踏實地實驗，并在實驗中得出結論。一個突出的例子是對引進美國“道爾頓制”的態度。道爾頓制是伯克赫斯特于1920年在美國道爾頓市的道爾頓中學所倡導并實施的一種教學制度。它是一種自學輔導的組織形式。學生在校主要以自學為主，教師不再是講授者而是輔導者。“道爾頓制”被介紹到中國以后，“在國內幾乎有風行一世的樣子”，大有替代班級授課之勢。對此，廖世承堅持用實驗來證實效果如何。于是，他在東大附中“用科學方法做實驗，比較道爾頓制與學級制優劣”。他先后發表了《東大附中實驗道爾頓制概況》《東大附中道爾頓制實驗報告》《中學實施道爾頓制的批評》等文章，全面分析并檢驗“道爾頓制”的優劣，得出的結論是，“道爾頓制”下，學生可自由學習，利于個人發展，但知識系統性、學生的思想教育、學生的團體生活、課外活動等都難以落實，所以“道爾頓制”不宜在中國推行。此外，廖世承就如何實施好新學制，如何編制新學制課程和教材，怎樣了解學生生理心理變化和個性差異，教學怎樣才能適應學生的能力和興趣，學校如何科學管理，科學的考試方法和計分法的實行等，都做過實驗和研究。
　　

鮮明的愛國親民立場

　　在辦教育過程中，廖世承對西方列強的侵略及政府的腐敗深惡痛絕。他一心尋求民族自立自強的道路，支持各種愛國行動。1925年五卅慘案發生時，上海圣約翰大學師生抗議帝國主義屠殺中國人民，懸半旗追悼。該校美籍校長橫加干涉，強行拉下中國國旗。愛國師生激于義憤，群起脫離該校，另建新校，命名為“光華大學”。廖世承對愛國師生的行動極為欽佩。所以，1927年他離開東大附中到上海時，謝絕各種優厚待遇聘請，選擇了建校伊始、創業艱辛的光華大學。1931年，日本發動“九一八”事變，侵占我國東三省，進而攻打上海。廖世承向光華全體師生發表了多次講話，強烈譴責日本軍國主義的侵略行徑，并要求同學們面對這樣的形勢，決定自己準備做一個什么樣的人。他的親民精神也十分鮮明。上海淪陷后，他只身赴湘西偏僻的山區辦學，決心為國家、為民族培養人才。廖世承在國立師院時，曾組織社會教育推進委員會，設民眾教育館、民眾學校所，每年救濟失學兒童及成人千人以上，還為周邊幾個省培訓在職小學教師，為鄉村教育服務。他不僅自己這樣做，還希望全國各級學校都來兼辦社會教育造福民眾。

　　我們紀念教育家廖世承，就是要學習他創新的教育理論和方法，繼承辦學理念；學習他積極研究、勇于嘗試、艱苦卓絕、堅持實驗、嚴于律己的辦學精神；學習他熱愛教育、熱愛祖國、熱愛人民的高尚情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