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是人才培養的高地、意識形態的陣地、知識創新的基地和服務社會的能量輸出地。高校開展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除根據上級要求，做好規定動作之外，更要秉承大學的精神和傳統，立足當代教育的使命和責任，體現高校的實際和特點。
高校踐行群眾路線，無論是回應社會大眾，抑或是直面校內師生，其最終目標就是要辦人民滿意的大學。要實現這一目標，須以善治為前提和基礎。因此，大學治理之道便成了近期熱點論題之一，涵蓋理念、途徑、手段和保障等豐富內容，論者眾多，觀點紛呈。然而，從貫徹群眾路線的角度來看，大學的治理過程在一定意義上就是做群眾工作的過程，依靠師生，凝聚師生，服務師生，不僅是開展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的必然要求，更是大學善治的內在規律。
“和衷共濟”：以價值認同筑牢大學善治的精神家園
從中世紀象牙塔醉心“神學”到工業革命后聚焦“物學”乃至今日探索“人學”，大學殿堂始終在默默地孕育和苦苦地恪守著一種“精神”，這是大學自身在不斷砥礪和永續發展中形成的獨特氣質和風骨，也是人類文明成果的組成部分。無論時代如何變遷，其創造、批判、社會關懷的精神內核仍綿延至今。
中國大學在超常規拓展疆域的同時，承載著不堪重負的社會功能，既要傳遞偉大傳統，又要直面社會現實。短短100年的中國現代大學史，變遷劇烈，動蕩不斷，尚未完全擁有基本的獨立精神和學術自由。市場經濟使得本已虛弱分散的氣息難以固本，更難匯集一股恒久的精氣，亟需找回一種自信和自強的精神力量。
大學是知識分子思想自由奔放的家園，大學精神的塑造是廣大師生共同勞作的結果，大學精神的發揚和豐富，也需要廣大師生共同認同和努力。毛澤東早在1943年就說過：“在我黨的一切實際工作中，凡屬正確的領導，必須是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鄧小平同志曾經設問：“究竟是官僚主義、命令主義好，還是依靠群眾、說服群眾好？”若以大學而言之，恐怕答案更為明確，這是由大學的性質、使命以及知識分子的特質所決定的，不妨以雅斯貝爾斯的論點作為注腳：“大學的理想要靠每一位學生和教師來實踐，至于大學組織的各種形式是次要的。如果這種為實現大學理想的活動被消解，那么單憑組織形式是不能挽救大學生命的。”
可見，高校貫徹群眾路線，必須恪守和發揚大學精神與傳統，以共同的價值追求為基石。沒有價值認同，教育實踐活動的成效將會大打折扣。活動開始之初，一些同志就對校園是否存在“四風”問題有所質疑，實際上是提出了高校“四風”問題有何特殊表現的重要命題，引發了我們對高校如何開展教育實踐活動的深入思考。
為此，我們在教育實踐活動中始終堅持大學善治這一核心命題，從三個維度凝聚共識。一是學習，學包起帆如何帶領團隊不斷創新，學基層優秀工作者的實踐經驗，凝聚新形勢下如何做好知識分子工作的共識；二是討論，設立專家學者論壇和學院書記、院長以及機關部處長沙龍，廣泛研討，凝聚新背景下如何激發知識分子創新活力的共識；三是查改，認真查擺班子和干部存在的“四風”問題，尤其注重那些偏離大學內涵建設和發展規律的個性化問題，深入檢查、剖析，凝聚新條件下如何優化大學治理的共識，并對問題逐一著力加以整改，讓大學更像一所大學，而不是“學府”，甚至“衙門”。
通過三個共識的“凝聚”，班子和干部逐步認識到，做好知識分子為主體的高校群眾工作不僅僅是價值判斷的問題，更是治理能力是否契合師生員工訴求和需求的問題；群眾工作能力是“第一能力”，做好高校知識分子工作需要特殊的基本功。習近平總書記在多次講話中反復強調“要高度重視知識分子工作，堅持團結引導，加強政治引領和政治吸納，使更多知識分子參與實際工作，激勵他們自覺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貢獻聰明才智”。
“和而不同”：以制度設計構建大學善治的框架格局
從建國初期，大學作為政府附屬機關，到改革開放以來，大學辦學自主權不斷擴大，乃至《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提出完善現代大學制度，大學治理模式現代化成為高等教育發展的必然要求。
大學治理結構的調整，涉及高校與政府、社會等多層面的關系，固然無法通過開展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一下子加以解決，卻是活動推進無法繞過的重要問題，也是大學善治必須面對的制度挑戰。在聽取意見和建議時，教職員工就黨委會議議題之大小、行政權力之邊界、學術和師生權利、權益之保障等方面提出了諸多看法。顯而易見，大學內部治理至少涉及四股力量：黨委、行政、學術和工會，這樣說，還不包括學生。這些力量如何各安其位？相互制約？妥善整合？
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政法工作會議上為正確理解“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內涵指明了方向。這就是“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最重要的要求和特征，就是“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法制化”。他在省部級主要領導干部專題研討班上又強調，必須適應國家現代化總進程，提高黨科學執政、民主執政、依法執政水平，提高國家機構履職能力，提高人民群眾依法管理國家事務、經濟社會文化事務、自身事務的能力，實現黨、國家、社會各項事務治理制度化、規范化、程序化，不斷提高運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有效治理國家的能力。無疑，這也為如何實現大學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提供了正確的思路。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的開展，為高校深入查找內部治理結構方面存在的問題并切實解決一些問題提供了難得的機遇，尤其是制度“廢、改、立”工作，使得高校進一步完善內部治理結構成為可能。
為此，我們在教育實踐活動中牢牢抓住優化治理結構這一重大要務，從三個方面回應師生關切。
一是制定《大學章程》，就學校重大事務的決策程序、群眾參與管理的具體形式和途徑等重大事項加以規定，從“憲章”的角度確保黨委領導下的校長負責制的實施，同時推進學校管理的民主化和科學化；學校又不失時機地修訂《二級學院管理條例》，在分類指導的前提下，在法理層面上對大小不一，特色各異的近二十個學院的運行規則，特別是權利和義務以及與學校和師生的關系進行了規約。二是發揮教授群體在治學中的主體作用，讓校務委員會參與規劃決策，由學術委員會指導學科建設規劃和科研規劃，在凝練學術高峰中發揮決策咨詢功能，使有名望的教授和專家從職稱評審的“裁判員”變身為治學辦校的主體力量。三是推進教代會參與民主管理進程，在聽取工作報告、表決與師生切身利益相關的重大決策基礎上，教代會民主評議校領導班子和成員已付諸實踐，這一呼吁多年的關鍵一步終于邁出，對于高校管理者而言，“你是誰？依靠誰？為了誰？”不再是教育實踐活動中的一次反思，而已成為必須長期面對的價值叩問。
通過三個方面的制度性安排，一所辦學歷盡一個甲子、以文科見長、思想張力活躍的綜合性大學重新煥發了青春，多種思想、多元聲音的碰撞，猶如幾個聲部的交融，最終匯聚成和諧優美的樂章。
“和諧共融”：以作風轉變營造大學善治的環境氛圍
現代意義上的“大學”（university）一詞源于拉丁文“universitas magistrorum etscholarium”，字面上的解釋就是“教師與學者的共同體”（communityofteachers and scholars），這意味著，大學除了要承擔因時代變遷和社會發展而賦予的各種相對具體的任務之外，必須有自己的核心價值理念，有自己獨特的精神和品格。以群眾觀點來表述，大學的管理機構是附屬于學術和真理的，大學管理者的本職身份是從事管理工作的教師和教育者，在大學內部，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必須遵從一份共同的心靈契約，群眾觀念、民主管理、平等對話、集體智慧、共同行動等都是這份契約的應有核心條款。
對心靈契約的遵守，固然需要剛性的制度安排。但與企業、軍隊、機關等相比，大學制度的特殊性表現在不單單靠成文“規則”發揮作用，而更多地是通過不成文的“規范”和“文化認知”來發揮作用。因此，文化的熏陶、氛圍的養護和管理者的示范尤為重要。在某種意義上，心靈契約是排斥“高、大、全”的英雄的，是抵觸“剛、硬、強”的命令的，另一方面，它也極易被市場經濟條件下的物欲所腐蝕、捕獲，而被棄之如敝屣，或虛化成招牌。可見，高校管理者能不能講知識分子自己的話，在話語體系上與師生共鳴，新聞宣傳能不能重“傳道授業解惑”之事，在輿論導向上以師生利益為本位，不僅是會風和文風問題，更關乎大學“學人”間的心靈呼應和精神契合。
為此，我們在教育實踐活動中緊緊抓住作風建設這一基礎工程，整頓班子和干部作風。一是著眼長遠倡進取之風。教育實踐活動中，無論是對問題的梳理，還是對自我的剖析，抑或是整改方案的制定，都時時對照“爭當同類高校排頭兵”的目標，既不盲目自信，也不妄自菲薄，而是強調目光聚焦、冷靜分析、實質推進。二是立足當前揚務實之風。對于查找出來的影響學校發展的瓶頸問題、師生關心的熱點問題和作風方面存在的主要問題，不推諉、不擱置、不敷衍，而是因勢利導、順水推舟、抓緊解決，成立了七個調研組，開展專項調研，形成報告，最終轉化為務實的整改舉措。三是聯系基層興服務之風。活動開展之前，每一位校領導都開展了走訪、調研活動；活動過程中，每一位校領導都參加了所聯系單位的班子專題學習交流會、民主生活會，并帶頭談學習體會、做自我剖析；在整改階段，黨委制定完善了《校級領導班子密切聯系基層和服務師生的若干意見》，推出了聯系單位、班子和師生，以及隨堂聽課、情況通報、調查研究等六項制度，將“領導就是服務”的理念轉化為具體行動。
大學正是第一資源——人才和第一生產力——科技的匯合點，辦人民滿意的大學，執政黨必須始終貫徹以人為本的思想。我校各級黨組織和黨員干部真心實意地尊重人、理解人、幫助人、團結人；想方設法地聚人心、暖人心、穩人心、振人心。猶如《詩經》所說的愿景和心態“菁菁者莪，在彼中沚。既見君子，我心則喜”。我們既不失時機地引進高端人才，也千方百計地孕育青年才俊；既出臺傾斜一線教師的優惠政策，也關注并解決困難師生的疾苦。只有堅定不移地把做好人和人才的工作作為加強和改進我校黨建工作的核心，充分發揮師生員工的主體作用，激發各群體的能動性和創造性，探求“最大公約數”，才能順利完成和實現學校“十二五”規劃的各項任務和目標。
概而論之，踐行群眾路線是大學治理的應然之道和必由之路，唯有以共同的追求凝練目標，以共同的利益集聚人心，以共同的成果普惠民生，方可提能善政，知人善任，真正實現大學的善治，辦人民滿意的大學。
高校踐行群眾路線，無論是回應社會大眾，抑或是直面校內師生，其最終目標就是要辦人民滿意的大學。要實現這一目標，須以善治為前提和基礎。因此，大學治理之道便成了近期熱點論題之一，涵蓋理念、途徑、手段和保障等豐富內容，論者眾多，觀點紛呈。然而，從貫徹群眾路線的角度來看，大學的治理過程在一定意義上就是做群眾工作的過程，依靠師生，凝聚師生，服務師生，不僅是開展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的必然要求，更是大學善治的內在規律。
“和衷共濟”：以價值認同筑牢大學善治的精神家園
從中世紀象牙塔醉心“神學”到工業革命后聚焦“物學”乃至今日探索“人學”，大學殿堂始終在默默地孕育和苦苦地恪守著一種“精神”，這是大學自身在不斷砥礪和永續發展中形成的獨特氣質和風骨，也是人類文明成果的組成部分。無論時代如何變遷，其創造、批判、社會關懷的精神內核仍綿延至今。
中國大學在超常規拓展疆域的同時，承載著不堪重負的社會功能，既要傳遞偉大傳統，又要直面社會現實。短短100年的中國現代大學史，變遷劇烈，動蕩不斷，尚未完全擁有基本的獨立精神和學術自由。市場經濟使得本已虛弱分散的氣息難以固本，更難匯集一股恒久的精氣，亟需找回一種自信和自強的精神力量。
大學是知識分子思想自由奔放的家園，大學精神的塑造是廣大師生共同勞作的結果，大學精神的發揚和豐富，也需要廣大師生共同認同和努力。毛澤東早在1943年就說過：“在我黨的一切實際工作中，凡屬正確的領導，必須是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鄧小平同志曾經設問：“究竟是官僚主義、命令主義好，還是依靠群眾、說服群眾好？”若以大學而言之，恐怕答案更為明確，這是由大學的性質、使命以及知識分子的特質所決定的，不妨以雅斯貝爾斯的論點作為注腳：“大學的理想要靠每一位學生和教師來實踐，至于大學組織的各種形式是次要的。如果這種為實現大學理想的活動被消解，那么單憑組織形式是不能挽救大學生命的。”
可見，高校貫徹群眾路線，必須恪守和發揚大學精神與傳統，以共同的價值追求為基石。沒有價值認同，教育實踐活動的成效將會大打折扣。活動開始之初，一些同志就對校園是否存在“四風”問題有所質疑，實際上是提出了高校“四風”問題有何特殊表現的重要命題，引發了我們對高校如何開展教育實踐活動的深入思考。
為此，我們在教育實踐活動中始終堅持大學善治這一核心命題，從三個維度凝聚共識。一是學習，學包起帆如何帶領團隊不斷創新，學基層優秀工作者的實踐經驗，凝聚新形勢下如何做好知識分子工作的共識；二是討論，設立專家學者論壇和學院書記、院長以及機關部處長沙龍，廣泛研討，凝聚新背景下如何激發知識分子創新活力的共識；三是查改，認真查擺班子和干部存在的“四風”問題，尤其注重那些偏離大學內涵建設和發展規律的個性化問題，深入檢查、剖析，凝聚新條件下如何優化大學治理的共識，并對問題逐一著力加以整改，讓大學更像一所大學，而不是“學府”，甚至“衙門”。
通過三個共識的“凝聚”，班子和干部逐步認識到，做好知識分子為主體的高校群眾工作不僅僅是價值判斷的問題，更是治理能力是否契合師生員工訴求和需求的問題；群眾工作能力是“第一能力”，做好高校知識分子工作需要特殊的基本功。習近平總書記在多次講話中反復強調“要高度重視知識分子工作，堅持團結引導，加強政治引領和政治吸納，使更多知識分子參與實際工作，激勵他們自覺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貢獻聰明才智”。
“和而不同”：以制度設計構建大學善治的框架格局
從建國初期，大學作為政府附屬機關，到改革開放以來，大學辦學自主權不斷擴大，乃至《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提出完善現代大學制度，大學治理模式現代化成為高等教育發展的必然要求。
大學治理結構的調整，涉及高校與政府、社會等多層面的關系，固然無法通過開展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一下子加以解決，卻是活動推進無法繞過的重要問題，也是大學善治必須面對的制度挑戰。在聽取意見和建議時，教職員工就黨委會議議題之大小、行政權力之邊界、學術和師生權利、權益之保障等方面提出了諸多看法。顯而易見，大學內部治理至少涉及四股力量：黨委、行政、學術和工會，這樣說，還不包括學生。這些力量如何各安其位？相互制約？妥善整合？
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政法工作會議上為正確理解“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內涵指明了方向。這就是“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最重要的要求和特征，就是“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法制化”。他在省部級主要領導干部專題研討班上又強調，必須適應國家現代化總進程，提高黨科學執政、民主執政、依法執政水平，提高國家機構履職能力，提高人民群眾依法管理國家事務、經濟社會文化事務、自身事務的能力，實現黨、國家、社會各項事務治理制度化、規范化、程序化，不斷提高運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有效治理國家的能力。無疑，這也為如何實現大學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提供了正確的思路。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的開展，為高校深入查找內部治理結構方面存在的問題并切實解決一些問題提供了難得的機遇，尤其是制度“廢、改、立”工作，使得高校進一步完善內部治理結構成為可能。
為此，我們在教育實踐活動中牢牢抓住優化治理結構這一重大要務，從三個方面回應師生關切。
一是制定《大學章程》，就學校重大事務的決策程序、群眾參與管理的具體形式和途徑等重大事項加以規定，從“憲章”的角度確保黨委領導下的校長負責制的實施，同時推進學校管理的民主化和科學化；學校又不失時機地修訂《二級學院管理條例》，在分類指導的前提下，在法理層面上對大小不一，特色各異的近二十個學院的運行規則，特別是權利和義務以及與學校和師生的關系進行了規約。二是發揮教授群體在治學中的主體作用，讓校務委員會參與規劃決策，由學術委員會指導學科建設規劃和科研規劃，在凝練學術高峰中發揮決策咨詢功能，使有名望的教授和專家從職稱評審的“裁判員”變身為治學辦校的主體力量。三是推進教代會參與民主管理進程，在聽取工作報告、表決與師生切身利益相關的重大決策基礎上，教代會民主評議校領導班子和成員已付諸實踐，這一呼吁多年的關鍵一步終于邁出，對于高校管理者而言，“你是誰？依靠誰？為了誰？”不再是教育實踐活動中的一次反思，而已成為必須長期面對的價值叩問。
通過三個方面的制度性安排，一所辦學歷盡一個甲子、以文科見長、思想張力活躍的綜合性大學重新煥發了青春，多種思想、多元聲音的碰撞，猶如幾個聲部的交融，最終匯聚成和諧優美的樂章。
“和諧共融”：以作風轉變營造大學善治的環境氛圍
現代意義上的“大學”（university）一詞源于拉丁文“universitas magistrorum etscholarium”，字面上的解釋就是“教師與學者的共同體”（communityofteachers and scholars），這意味著，大學除了要承擔因時代變遷和社會發展而賦予的各種相對具體的任務之外，必須有自己的核心價值理念，有自己獨特的精神和品格。以群眾觀點來表述，大學的管理機構是附屬于學術和真理的，大學管理者的本職身份是從事管理工作的教師和教育者，在大學內部，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必須遵從一份共同的心靈契約，群眾觀念、民主管理、平等對話、集體智慧、共同行動等都是這份契約的應有核心條款。
對心靈契約的遵守，固然需要剛性的制度安排。但與企業、軍隊、機關等相比，大學制度的特殊性表現在不單單靠成文“規則”發揮作用，而更多地是通過不成文的“規范”和“文化認知”來發揮作用。因此，文化的熏陶、氛圍的養護和管理者的示范尤為重要。在某種意義上，心靈契約是排斥“高、大、全”的英雄的，是抵觸“剛、硬、強”的命令的，另一方面，它也極易被市場經濟條件下的物欲所腐蝕、捕獲，而被棄之如敝屣，或虛化成招牌。可見，高校管理者能不能講知識分子自己的話，在話語體系上與師生共鳴，新聞宣傳能不能重“傳道授業解惑”之事，在輿論導向上以師生利益為本位，不僅是會風和文風問題，更關乎大學“學人”間的心靈呼應和精神契合。
為此，我們在教育實踐活動中緊緊抓住作風建設這一基礎工程，整頓班子和干部作風。一是著眼長遠倡進取之風。教育實踐活動中，無論是對問題的梳理，還是對自我的剖析，抑或是整改方案的制定，都時時對照“爭當同類高校排頭兵”的目標，既不盲目自信，也不妄自菲薄，而是強調目光聚焦、冷靜分析、實質推進。二是立足當前揚務實之風。對于查找出來的影響學校發展的瓶頸問題、師生關心的熱點問題和作風方面存在的主要問題，不推諉、不擱置、不敷衍，而是因勢利導、順水推舟、抓緊解決，成立了七個調研組，開展專項調研，形成報告，最終轉化為務實的整改舉措。三是聯系基層興服務之風。活動開展之前，每一位校領導都開展了走訪、調研活動；活動過程中，每一位校領導都參加了所聯系單位的班子專題學習交流會、民主生活會，并帶頭談學習體會、做自我剖析；在整改階段，黨委制定完善了《校級領導班子密切聯系基層和服務師生的若干意見》，推出了聯系單位、班子和師生，以及隨堂聽課、情況通報、調查研究等六項制度，將“領導就是服務”的理念轉化為具體行動。
大學正是第一資源——人才和第一生產力——科技的匯合點，辦人民滿意的大學，執政黨必須始終貫徹以人為本的思想。我校各級黨組織和黨員干部真心實意地尊重人、理解人、幫助人、團結人；想方設法地聚人心、暖人心、穩人心、振人心。猶如《詩經》所說的愿景和心態“菁菁者莪，在彼中沚。既見君子，我心則喜”。我們既不失時機地引進高端人才，也千方百計地孕育青年才俊；既出臺傾斜一線教師的優惠政策，也關注并解決困難師生的疾苦。只有堅定不移地把做好人和人才的工作作為加強和改進我校黨建工作的核心，充分發揮師生員工的主體作用，激發各群體的能動性和創造性，探求“最大公約數”，才能順利完成和實現學校“十二五”規劃的各項任務和目標。
概而論之，踐行群眾路線是大學治理的應然之道和必由之路，唯有以共同的追求凝練目標，以共同的利益集聚人心，以共同的成果普惠民生，方可提能善政，知人善任，真正實現大學的善治，辦人民滿意的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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