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前段時間，由應用技術大學（學院）聯盟和中國教育國際交流協會主辦的“產教融合發展戰略國際論壇”在河南駐馬店舉行。與會的178所高等學校共同發布了《駐馬店共識》，旨在落實國務院常務會議作出的“引導部分普通本科高校向應用技術型高校轉型”的戰略部署，以產教融合發展為主題，探討“部分地方本科高校轉型發展”和“中國特色應用技術大學建設之路”。在教育部發出探索施行“技能型”與“學術型”兩種模式高考的信號不久，《駐馬店共識》又一次引發社會的熱議。應用技術大學在中國怎么起步，需要地方院校立足質量，“道”、“術”并舉。
有觀點認為，“共識”應該是一個多元主體，不同的人有一個共識，而《駐馬店共識》的發布者身份是教育者，因此還不算嚴格意義的共識。
在中國傳統的人才觀中，“學而優則仕”、“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于人”等觀念根深蒂固，我們習慣于將“勞心者”定位為人才，普遍忽視“勞力”的人才，辦公室的白領辦事員常?？床黄鹚{領的“技術大師”。隨著社會的發展，這種不合時宜的人才觀雖然有所扭轉，但還未在全社會形成共識。因此，在從技術層面設計部分普通本科高校向應用技術型高校轉型時，有必要在全社會發動一場破除僵化人才觀的思想動員，讓具有一定的知識和技能、從事創造性勞動、推動社會發展的人才都得到應有的尊重。這樣，《駐馬店共識》才能真正成為全社會的共識。
今年，全國應屆高校畢業生達727萬人，又迎“更難就業年”。但是，不少企業卻為招不到合適的人才苦惱，一線技術人才短缺幾近50%。
一方面大學生一職難求，一方面職場難覓合適人才。產生這種矛盾現象的主要原因是教育與社會需求脫節。很多大學不了解產業對人才的需求，封閉辦學，自定目標，自我評價，“自娛自樂”，造成高等教育無法滿足學生、產業和國家這3個關鍵利益相關者的要求。面對這種狀況，中央提出“加快現代職業教育體系建設，深化產教融合、校企合作，培養高素質勞動者和技能型人才“的教育改革戰略，很有必要。
“技能型”與“學術型”兩種模式高考的信號發出不久，不少高校，尤其是一些新建本科院校和職業技術院校紛紛認同，為下一步人才培養方案的調整和改革積極備戰。但還有一些院校擔憂，在高考模式變化和《駐馬店共識》面前，會不會挨一刀，接受新的分層手術，落到技術族群內，沒有“學術”標簽，沒有“研究”名分，會不會導致社會認可度下降、優秀師資流失、資源配置不公？
此類擔憂不無道理。因此，加快現代職業教育體系建設不僅需要相關政策的制定和制度的安排，也要在價值觀和文化觀的匡正和引領上下功夫。勞動者是平等的，唯有敬業、擅業、樂業才比得出真正的高低。政府要給這類院校吃定心丸，各安其位，各盡其能，各得其所，回歸技術教育本源，觸碰職業培養本真，不圖虛名，務實進取。即便重點或名牌大學，其實也有相當一部分專業屬于技術技能型的，要堅守本色，敢于接招，回應需求。
在歐美，尤其是西北歐，綜合技術大學（polytechnic）很多。綜合性大學和綜合技術大學，承擔著培養不同類型人才的任務，最大限度地滿足經濟社會發展對高等教育的多元化需求。當下我國正在實施的以建設現代職業教育體系為重點的教育結構戰略性調整，正是順應大勢，與國際接軌。
上個世紀90年代，韓國為終身學習“立交橋”設計了一張行之有效的藍圖，始稱學分銀行。它是模擬銀行的某些功能與特點，通過學分儲存和積累、認證和轉換，使學習者能夠自由選擇學習內容、學習時間和學習地點。它是學分制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也是現代教育管理模式的典范。
在實現《駐馬店共識》的同時，必須大力推進基礎工程的早日竣工，那就是建立起統一規范、靈活便捷、公平包容的“學分銀行”，這樣才能使各類各級的普通教育、職業教育與繼續教育等融會貫通，實現不同類型學習成果的互認和銜接。
這一龐大復雜、精準流暢體系的構建亟須政策、標準、規范、技術、資源、文化等要素的支撐，還涉及“質量與社會認同”、“公益與利益驅動”、“公平與法制環境”等社會影響。因此，應從頂層設計、法規建設、公益性手段、質量規范等現實問題入手，夯實終身學習“立交橋”基礎。
“雙元制”的德國教育不僅構建了德意志民族獨特的教育體系，而且為制造業強國奠定了堅實的人才基礎。企業承擔了大部分經費和主要責任，學生在企業受訓的時間要雙倍甚至更多于在職業學校學習的時間。企業是實施職業教育最重要的場所，學生在企業里的身份是學徒，而且日后并不影響就讀普通高校的機會，只要你愿意。
美國教育行政權力分屬各州，各州均制定本州適用的學分轉移政策，共性較多，便于操作，如設有轉移院校的認證類型、按照銜接協議或轉移協議實施評估、考量轉出院校（包括海外）與接收院校課程的相似度等。
以學分、課業負荷量、等級為要素的歐洲學分轉換與累積系統（ECTS），始終將學生置于中心，為其提供了一整套跨校、跨國、跨文化的學分互換規章制度，凸顯學習成果與現實能力。
我國早在2001年首先在職業教育領域開始學分銀行的探索，2004年千余所職業學校試行這一制度，隨著終身教育思想的廣泛認同與踐行，學分銀行開始跳出職教框架，走向各類教育，但立交橋的雙向乃至多向流動功能并未真正形成，應用技術型大學的師資遠未形成堅強的方陣，具有效度和信度的中國式“應技養成模式”及其文化氛圍僅是雛形，其社會地位的取得還需更多時日，要使“共識”化為現實，任重道遠，不容樂觀，然而，這確確實實關乎中國能否以一個令人信服的“制造大國”身份邁向“智造大國”，甚至“創造大國”的更高境界。
今年以來，部分大學轉型職業教育的話題，非常熱烈，極受關注。有人憂之，有人喜之，有人淡然處之。
憂之者，譬如一些辦得有聲有色的高職院校擔心地方院校打著“本科”的旗號，搶了高職的固有地盤，一些剛剛升入本科的院校擔心沾了“職教”的邊，拉低了自己的大學身份；喜之者，譬如一些辦得艱難的地方新建本科院校，就業形勢逼人、生源難以為繼，轉而職教，與高職相較，“本科”的聲名也許可以保證過幾年生源無憂的日子；淡然處之者，是大多數，因為政策還沒有明確出來，就先不要杞人憂天了。
而職教大會之后，政策大體明確，所謂“600所”原來也只是一個說法而已，進而明確的是建立“現代職教體系”和鼓勵高校向“應用技術型”轉型，而這個轉型的范圍，既不局限在600所高校之內，更跳出地方院校的框框，甚至把一些高大上的“985”“211”高校的某些專業也納入可以試點的對象范圍。
這，傳遞出來的是怎樣的信息呢？
站在中國社會和經濟發展要受全球交互影響的角度看，中國職業教育的現代化，部分大學的轉型，不是要為哪一所或者哪一類學校尋找出路，而是要為中國普通人群、中國經濟社會、中國職業教育，開辟新途。轉向應用技術型，的確規劃出了這類院校得以新生的一條線路。
但是，轉型，是要有門檻的。
因為整個的中國教育，整個的中國職業教育，整個的中國多元人才儲備，遠遠重要過部分大學自身的前途。
因為這種轉型，是要開創出中國職業教育的新圖景，是要抬升中國職業教育的層次，是要打造中國現代版的職業教育體系，是要追趕那么多年里我們被工業強國落下的人才距離。
鑒于此，這個門檻要設，要設得嚴格，要設得有層次，要設得既有操作性又有動態感。要讓轉型的這批院校成為中國職業院校的排頭標兵，成為中國職業教育的旗幟，成為中國學生和家庭的體面選擇，而不是讓一批院校進入一個新的安樂窩。
所以，這一次的轉型，不在于多，也不在于快，而要在于用門檻調整一大批中國高校的心態，用動態的標桿糾正一大批中國大學的虛妄追求，踏踏實實為中國職業教育夯實一個繼續起步的臺階：現代職業教育體系，才有可能從這里有尊嚴地出發。
鏈接地址：http://epaper.gmw.cn/gmrb/html/2014-08/12/nw.D110000gmrb_20140812_1-14.htm
社會達成人才“共識”
有觀點認為，“共識”應該是一個多元主體，不同的人有一個共識，而《駐馬店共識》的發布者身份是教育者，因此還不算嚴格意義的共識。
在中國傳統的人才觀中，“學而優則仕”、“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于人”等觀念根深蒂固，我們習慣于將“勞心者”定位為人才，普遍忽視“勞力”的人才，辦公室的白領辦事員常?？床黄鹚{領的“技術大師”。隨著社會的發展，這種不合時宜的人才觀雖然有所扭轉，但還未在全社會形成共識。因此，在從技術層面設計部分普通本科高校向應用技術型高校轉型時，有必要在全社會發動一場破除僵化人才觀的思想動員，讓具有一定的知識和技能、從事創造性勞動、推動社會發展的人才都得到應有的尊重。這樣，《駐馬店共識》才能真正成為全社會的共識。
高校應勇舍虛名
今年，全國應屆高校畢業生達727萬人，又迎“更難就業年”。但是，不少企業卻為招不到合適的人才苦惱，一線技術人才短缺幾近50%。
一方面大學生一職難求，一方面職場難覓合適人才。產生這種矛盾現象的主要原因是教育與社會需求脫節。很多大學不了解產業對人才的需求，封閉辦學，自定目標，自我評價，“自娛自樂”，造成高等教育無法滿足學生、產業和國家這3個關鍵利益相關者的要求。面對這種狀況，中央提出“加快現代職業教育體系建設，深化產教融合、校企合作，培養高素質勞動者和技能型人才“的教育改革戰略，很有必要。
“技能型”與“學術型”兩種模式高考的信號發出不久，不少高校，尤其是一些新建本科院校和職業技術院校紛紛認同，為下一步人才培養方案的調整和改革積極備戰。但還有一些院校擔憂，在高考模式變化和《駐馬店共識》面前，會不會挨一刀，接受新的分層手術，落到技術族群內，沒有“學術”標簽，沒有“研究”名分，會不會導致社會認可度下降、優秀師資流失、資源配置不公？
此類擔憂不無道理。因此，加快現代職業教育體系建設不僅需要相關政策的制定和制度的安排，也要在價值觀和文化觀的匡正和引領上下功夫。勞動者是平等的，唯有敬業、擅業、樂業才比得出真正的高低。政府要給這類院校吃定心丸，各安其位，各盡其能，各得其所，回歸技術教育本源，觸碰職業培養本真，不圖虛名，務實進取。即便重點或名牌大學，其實也有相當一部分專業屬于技術技能型的，要堅守本色，敢于接招，回應需求。
在歐美，尤其是西北歐，綜合技術大學（polytechnic）很多。綜合性大學和綜合技術大學，承擔著培養不同類型人才的任務，最大限度地滿足經濟社會發展對高等教育的多元化需求。當下我國正在實施的以建設現代職業教育體系為重點的教育結構戰略性調整，正是順應大勢，與國際接軌。
搭建學習“立交橋”
上個世紀90年代，韓國為終身學習“立交橋”設計了一張行之有效的藍圖，始稱學分銀行。它是模擬銀行的某些功能與特點，通過學分儲存和積累、認證和轉換，使學習者能夠自由選擇學習內容、學習時間和學習地點。它是學分制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也是現代教育管理模式的典范。
在實現《駐馬店共識》的同時，必須大力推進基礎工程的早日竣工，那就是建立起統一規范、靈活便捷、公平包容的“學分銀行”，這樣才能使各類各級的普通教育、職業教育與繼續教育等融會貫通，實現不同類型學習成果的互認和銜接。
這一龐大復雜、精準流暢體系的構建亟須政策、標準、規范、技術、資源、文化等要素的支撐，還涉及“質量與社會認同”、“公益與利益驅動”、“公平與法制環境”等社會影響。因此，應從頂層設計、法規建設、公益性手段、質量規范等現實問題入手，夯實終身學習“立交橋”基礎。
“雙元制”的德國教育不僅構建了德意志民族獨特的教育體系，而且為制造業強國奠定了堅實的人才基礎。企業承擔了大部分經費和主要責任，學生在企業受訓的時間要雙倍甚至更多于在職業學校學習的時間。企業是實施職業教育最重要的場所，學生在企業里的身份是學徒，而且日后并不影響就讀普通高校的機會，只要你愿意。
美國教育行政權力分屬各州，各州均制定本州適用的學分轉移政策，共性較多，便于操作，如設有轉移院校的認證類型、按照銜接協議或轉移協議實施評估、考量轉出院校（包括海外）與接收院校課程的相似度等。
以學分、課業負荷量、等級為要素的歐洲學分轉換與累積系統（ECTS），始終將學生置于中心，為其提供了一整套跨校、跨國、跨文化的學分互換規章制度，凸顯學習成果與現實能力。
我國早在2001年首先在職業教育領域開始學分銀行的探索，2004年千余所職業學校試行這一制度，隨著終身教育思想的廣泛認同與踐行，學分銀行開始跳出職教框架，走向各類教育，但立交橋的雙向乃至多向流動功能并未真正形成，應用技術型大學的師資遠未形成堅強的方陣，具有效度和信度的中國式“應技養成模式”及其文化氛圍僅是雛形，其社會地位的取得還需更多時日，要使“共識”化為現實，任重道遠，不容樂觀，然而，這確確實實關乎中國能否以一個令人信服的“制造大國”身份邁向“智造大國”，甚至“創造大國”的更高境界。
（作者系上海師范大學黨委書記）
轉型，要有門檻
方 言
今年以來，部分大學轉型職業教育的話題，非常熱烈，極受關注。有人憂之，有人喜之，有人淡然處之。
憂之者，譬如一些辦得有聲有色的高職院校擔心地方院校打著“本科”的旗號，搶了高職的固有地盤，一些剛剛升入本科的院校擔心沾了“職教”的邊，拉低了自己的大學身份；喜之者，譬如一些辦得艱難的地方新建本科院校，就業形勢逼人、生源難以為繼，轉而職教，與高職相較，“本科”的聲名也許可以保證過幾年生源無憂的日子；淡然處之者，是大多數，因為政策還沒有明確出來，就先不要杞人憂天了。
而職教大會之后，政策大體明確，所謂“600所”原來也只是一個說法而已，進而明確的是建立“現代職教體系”和鼓勵高校向“應用技術型”轉型，而這個轉型的范圍，既不局限在600所高校之內，更跳出地方院校的框框，甚至把一些高大上的“985”“211”高校的某些專業也納入可以試點的對象范圍。
這，傳遞出來的是怎樣的信息呢？
站在中國社會和經濟發展要受全球交互影響的角度看，中國職業教育的現代化，部分大學的轉型，不是要為哪一所或者哪一類學校尋找出路，而是要為中國普通人群、中國經濟社會、中國職業教育，開辟新途。轉向應用技術型，的確規劃出了這類院校得以新生的一條線路。
但是，轉型，是要有門檻的。
因為整個的中國教育，整個的中國職業教育，整個的中國多元人才儲備，遠遠重要過部分大學自身的前途。
因為這種轉型，是要開創出中國職業教育的新圖景，是要抬升中國職業教育的層次，是要打造中國現代版的職業教育體系，是要追趕那么多年里我們被工業強國落下的人才距離。
鑒于此，這個門檻要設，要設得嚴格，要設得有層次，要設得既有操作性又有動態感。要讓轉型的這批院校成為中國職業院校的排頭標兵，成為中國職業教育的旗幟，成為中國學生和家庭的體面選擇，而不是讓一批院校進入一個新的安樂窩。
所以，這一次的轉型，不在于多，也不在于快，而要在于用門檻調整一大批中國高校的心態，用動態的標桿糾正一大批中國大學的虛妄追求，踏踏實實為中國職業教育夯實一個繼續起步的臺階：現代職業教育體系，才有可能從這里有尊嚴地出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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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稿：宣傳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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