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有江南文化作為共同的紐帶，長三角城市群作為一個在經濟上、文化上結合緊密的區域共同體可以說是由來已久，該地區城市群在受商業文明的濡染、熏陶上，在對商業文明價值觀的普遍認同和追求上，也是源遠流長。種種研究表明，同質文化往往比異質文化更能促進區域共同體形成共同信念和認知，更利于共同體成員之間的相互合作與溝通，大大降低交易成本。所以，如何借力于這種得天獨厚的江南文化認同，促進長三角城市群一體化的高質量發展，大有文章可做

    早在2006年，城市群建設就已作為我國區域發展總體戰略的基本內容和新型城鎮化的主體形態，首次進入“十一五”規劃；2016年，“十三五”規劃更加具體而明確地提出打造19個具有不同空間尺度與異質性特征的城市群，進而形成“兩橫三縱”新型城鎮化發展的空間主骨架。在我國主要的城市群之中，長三角城市群的一體化水平一直與珠三角城市群不相伯仲。究其原因，筆者認為，除了長三角城市群內部城市間的行政功能比較明確、經濟功能比較互補，決策層、協調層和執行層“三級運作”的區域合作機制比較健全之外，關鍵還在于其社會文化的互相吸引，具有“江南文化”這一共同的歷史沉淀和精神紐帶。

    比較一下長三角城市群與古代“江南”的關系即可明白這一點。

    江南文化是長三角城市群共同的精神紐帶

    作為一個經濟地理學名詞，當下人們所說的“長江三角洲”其實是一個近代才出現的概念。近代以前，這個概念所指代的地區往往統稱作“江南”。而且，與“長江三角洲”側重經濟維度的意味有別，“江南”具有更豐富的人文內涵和更深厚的歷史積淀。

    關于長三角城市群的規劃有過幾次大的變化，其具體表現就是從1992—2008年以江浙滬16城市為主體形態到2008年長三角地區2省1市25城市版，再到2016年，才最終定位為包括了上海、江蘇、安徽、浙江3省1市26個城市在內的長三角城市群。這一變化基本上可以概括為從側重自然地理意義上的小“江南”擴展到文化意義上的中“江南”這么一種體現。

    按照學界的共識，狹義的  “江南”區域概念  （小  “江南”），側重自然地理及其經濟上的“一體化”，主要以今天的蘇南、浙北為中心，指的是明清時期的蘇州、松江、常州、鎮江、應天（南京）、杭州、嘉興、湖州八府及從蘇州府轄區劃出的太倉州。位置皆處太湖流域。然而，在歷史上，南宋之后的“江南”就已經不再是純粹的自然地理概念，而成為一個寬泛的文化命名：凡與狹義的“江南”區域相接相鄰并受其文化濡染與同化的地區，皆可歸屬于“江南”。所以，人們也常常把安徽東南部、江西東北部等視為“江南”的組成部分。清代初期所設置的江南省，轄區就相當于今天的滬、蘇、皖三省，后來的兩江總督，管理的范圍就包括上江（轄安徽和江蘇的部分地區）、下江（轄今天的江蘇大部分和上海）和江西。從劃分文化區域的標準看，因為在生產與生活方式、風俗習慣、價值觀念、道德、審美等方面有更多的相同點，具有區別于其他地區的共同文化特質，當下的長三角城市群基本屬于江南文化區域。這個地區的城市之間不僅自古以來經濟聯系緊密，更重要的是相互之間在文化上的認同感很強，具有共同的江南文化的屬性與特征。

    11-12世紀的江南地區已經邁入農商社會的門檻

    在古代歷史與文學中，無論概念的外延有過怎樣的變化，“江南”在中國人的心目中總是與物質生活和經濟上的“富貴”、“繁華”密不可分。之所以如此，就是因為江南地區早在唐代便開始繁盛富庶，以后一直都是全國的賦稅重地，所謂“天下富庶莫過江浙”、“蘇常熟，天下足”之說皆為實情。至明清兩朝，因為商品經濟的發展，江南地區的社會經濟發展更是遙遙領先于全國。

    根據著名經濟史學家李伯重的研究，江南經濟的日益商業化和城市化水平的明顯提高始自16世紀后期，到18世紀，江南已經擁有其他地區不具備的某些重要的特征(例如相對自由的市場、普遍的手工業、高度商業化的農業等)，出現了某種形式的近代經濟成長。李伯重認為，“江南在19世紀中期以前就已是一個工業和服務業為主的經濟區域了”。而且，由于江南在大一統的明清帝國以及以中國為中心的東亞貿易圈中占有最佳位置，因而從巨大的國內外市場中獲得了地區勞動分工和專業化的極大好處。也正因為這種特殊的經濟地位及性質，葛金芳等歷史學者將江南地區界定為一種特殊的農商社會，認為11-12世紀的中國江南地區已經邁入農商社會的門檻，而與此前建立在自給自足小農經濟之上的漢唐社會和同時期的華北地區相區別。在筆者看來，這一區別對于人們理解江南文化的特殊性至為關鍵。

    “事功”思想與務實精神體現中華文化實用理性

    在農商經濟基礎上生長的江南文化必然具有與中國古代其他區域的文化既同根同源又相異相別。一方面，作為大一統農業帝國的一部分，江南地區當然會受到適應于農業自然經濟的儒家宗法倫理文化的影響，表現在明清時期的江南，就是望族士子大都具有  “忠君”之志，而“忠臣孝子”之家則可謂比比皆有。在中國農耕社會流行數千年的“忠孝節義”倫理思想，同樣也是江南士民的主流意識。而且，更能體現中國傳統文化重血緣、重家族這一特色的，還有江南地區“世家”“望族”的興盛現象中所洋溢的強烈而自覺的家族意識。至于江南地區精英士大夫以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為道統，積極投身科舉考試以實現理想，這一方面涌現出的人才之多，成就之突出，同樣能夠說明江南文化仍屬中國傳統主流文化之一脈。深而言之，今之學者一再強調的江南文化的“事功”思想與務實精神，明清兩代江南學者對經世致用之學的倡導，也“是李澤厚所說的中華文化實用理性的體現”。

    然而，在另一方面，一是因為長期處于遠離帝國政治中心的邊緣，二來是因為江南地區自宋代以后人口就已高度密集，由此造成的耕地不足，除了逼迫江南人民逐漸形成精耕細作的傳統和勤勞敬業的生活方式、行為習慣之外，巨大的生存壓力也迫使大批勞動力轉向生產經濟作物和從事以絲織和棉紡為主的手工業、商業及其他服務業。當然，更為關鍵的原因是，進入明清以后，“在海外貿易的拉動之下，東南沿海地區一個新型的、充滿活力的開放型市場經濟逐步崛起，這是漢唐以來農業經濟內部真正帶有路標性意義的重大變化?！边@一變化的結果就是江南地區不再是單一的以小農經濟為基礎的農業社會，而是兼具商業社會特質的“農商社會”，其最大特征是商品經濟成分的快速成長。從文化的角度看，商業社會是一種全新的社會，商業經濟的發達必然導致重要的文化新質的產生。這種新質的增長最終導致江南文化與中國其他地區文化的“和而不同”。

    江南社會宋代以后表現出更多“都市化文明”特征

    有商業的地方就平等、互利和競爭等。因為商業社會的本質特征是分工和交換，而自由、平等和互利則是任何正常的商業活動得以持續進行的自然法和道德底線。在商業經濟的發展過程中，競爭、創新、風險和契約等基本的商業倫理準則也會應運而生，并逐漸成為社會文化系統的核心價值規范。事實上，這種文明早已在江南地區萌芽、生長。

    江南地區商業社會特質的增長，還體現在其商品化、工業化帶來的城市化方面。明清時期，出于經濟動因的非傳統型市鎮在江南廣大農村大量涌現。相比于傳統府、縣，明顯地屬于消費型經濟，這些市鎮均為生產型市鎮。由于城鎮數量的增加，江南地區逐漸形成了一個以蘇州為中心的城鎮網絡。這個網絡的群體效應大大促進了江南地區的經濟發展和區域市場的形成，使得江南城鄉一起卷入了商品經濟的漩渦，鄉村城市化的程度也因此加深。正如日本漢學家斯波義信所指出的：“8-13世紀的中國取得了很大的經濟增長，從而帶來了社會和文化方面的變化?？傊?，可用一句話概括為：與其說是‘純農業文明’，不如說是‘都市化文明’含有更多的固有特征，這是延續到19世紀中國社會的最大特色。”這就是說，與此前的漢唐社會和同時代的華北農業社會截然不同，江南社會宋代以后便已表現出了更多“都市化文明”的特征。這當然是一種異質于鄉土文化的城市文明。

    因為商業經濟的發展必然要求與之相適應的文化價值觀念，商業活動所帶來的更富裕、更有活力的社會，也會強有力地動搖傳統社會的根基，引起人們思想意識等方面一系列的變化。早在南宋時期，江南地區就出現了首創“經世致用”學說、主張“農商并重”、藏富于民、“義利雙行”的浙東事功學派；至清初，以“中國思想啟蒙之父”黃宗羲為代表的浙東學派更是提出“工商皆本”和“天下為主，君為客”的民主思想，在公私觀、經濟觀、富民觀、義利觀等多個方面表現出與傳統儒家觀念迥然不同的論點；而生于蘇州府的顧炎武也提出“利國富民”、以“眾治”取代“獨治”等主張……這些具有近代啟蒙思想性質的學說在江南地區的集中出現，不能不說是該地商業經濟發展、繁榮的必然結果。

    實際上，受以商業價值觀為核心的商業文明的影響，江南地區曾經在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實現過一個強盛的地方割據王國以非暴力的方式與中央政權的和平統一，這就是發生在五代時期吳越國的開創者錢镠及其子孫奉行“保境安民”、“臣事中原”的國策，最終“納土歸宋”的著名典故。此一古例，足以證明江南文化已經表現出基于商業文明的政治倫理的優越性。

    在主導中國社會數千年的儒家思想中，人與人的經濟關系往往被歸結為人倫道德關系，“重義輕利”、“重農抑商”也因此長期成為社會文化和政治制度層面的主導觀念。商人階層在士、農、工、商的排序中也是地位最低的。但是這種情況在明清時期的江南地區卻發生了改變。正如江南民歌所表達的：“手藝人其實有些妙，幼而學壯而行手段精高，白手能賺錢和鈔。不用爺娘本，安分過一生，無憂無慮，無憂無慮，誰不道你好?！薄白錾奈瘜嵳婵傲w，走燕齊經楚粵，天南地北都游遍。江湖隨浪蕩，萬貫在腰纏，四海為家，四海為家，到處堪消遣?！焙茱@然，民歌里對商人及其追求財富的行為完全持積極肯定的態度，說明江南地區流行的價值觀已經與傳統明顯不同。

    以文化軟實力提升長三角一體化的速度與質量

    以江南地區為代表的商業文明的出現，是商業經濟發展所導致的社會轉型的一個開始。19世紀中期以后，江南地區從農商社會向商業社會的徹底轉型，特別是上海的崛起，帶動了整個江南地區的城鎮迅速加入世界市場體系，江南文化軸心也因此遷移至上海，很快形成了以上海為核心、江南其他主要城市為重要支撐點的文化，即“海派文化”。雖然“海派文化”的組成部分十分復雜，但其根在江南，其性質屬典型的現代商業文明、城市文明則是毫無疑義的。

    對于江南文化的屬性與特征，學界有過各種各樣的歸納，例如重文重教的文化理念，合理的個人主義以及在文化價值上的寬容態度、務實精神；積極學習新事物的開放心態；社會生活的非政治化……等等，但其實質卻在商業文明。近代以來，上海在成功轉型為中國最具商業文明特質的現代都市的同時，也成為江南文化新的核心。正因為它是中國第一個真正以自由經濟為本位的現代國際化大都市?！斑@里所說的自由經濟，又不是簡單地指店鋪林立、商賈云集，而是指具備完整的近代工業、貿易、金融和服務體系，而這種意義上的城市中國從來不曾有過。”

    如上所述，因為有江南文化作為共同的紐帶，長三角城市群作為一個在經濟上、文化上結合緊密的區域共同體可以說是由來已久，雖然區域內文化也存在一定的差異性，但該地區城市群在受商業文明的濡染、熏陶上，在對商業文明價值觀的普遍認同和追求上，卻是源遠流長。種種研究表明，同質文化往往比異質文化更能促進區域共同體形成共同信念和認知，更利于共同體成員之間的相互合作與溝通，大大降低交易成本。所以，如何借力于這種得天獨厚的江南文化認同，促進長三角城市群一體化的高質量發展，實在是大有文章可做。具有成熟的現代商業文明的上海，在文化上更應該起到龍頭作用，在與長三角城市群內成員的密切合作與互動中，以現代商業文明的價值與規則，一起提升長三角城市群一體化的速度與質量。以江南文化為基礎，以海派文化為引導，無疑是長三角城市群一體化的可靠路徑與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