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石窟被譽為20世紀最有價值的文化發現，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珍貴資源庫。據統計，敦煌壁畫保存的與書卷相關的畫面共計百余幅，其中繪有直接執（對）卷而閱（誦）形象的“讀書圖”分布在30余個不同場景之中，時代跨越自隋至五代宋初的500余年。敦煌壁畫中的“讀書人”手持書卷，展閱讀誦，活躍在敦煌畫匠所摹寫的各種場域之中。作為古代敦煌文化最直觀和最直接的傳承符號，他們穿越時空與新時期敦煌文化的弘揚者攜手并肩，為賡續中華古老文脈，弘揚中華民族精神，展現文化自信和凝聚民族力量，發揮著無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古代讀書場景的

　　生動再現

　　別開生面的敦煌壁畫“讀書圖”，帶我們步入中古時期的閱讀現場。畫面的閱讀主角，時人所處的閱讀環境，流行的閱讀方式，偏重的閱讀內容，書籍裝幀形態，閱讀輔助工具，以及人們的閱讀習慣和閱讀風尚等都得到生動地呈現。

　　有書卷的地方往往就有讀書人，出現在敦煌壁畫中的閱讀人物形形色色，不一而足。從宗教身份區分，閱讀者有僧有俗；從年齡來看，閱讀者有長有幼；從性別判斷，閱讀者有男有女。

　　從敦煌壁畫所描繪的閱讀場景可以看出，當時讀書人所選擇的閱讀地點或于室內，或于戶外，或隱于山林，或顯于街市。為應讀書需求，古人或居己家，或住禪寺，或結草廬，或建學堂。讀書人對閱讀環境的選擇多種多樣，具有不囿于時間、不限于地點的鮮明特征。

　　敦煌畫匠筆下的讀書人或于天光中聚眾講讀，或于燭火下獨自默誦。讀書人面前所展閱的書卷或置之經架，或鋪于幾案，或捧在手中，讀書方式可謂千差萬別。

　　為了生動形象，畫匠一般會在書卷上點綴代表字跡的墨點或墨線，但這些表意的點或線無法作為判斷書籍名稱的依據。因敦煌壁畫與宗教信仰相關，壁畫（或雕塑）人物所讀“書籍”大多為佛教經典。需要指出的是，敦煌壁畫所存“學堂讀書圖”，可與綴有學郎題記的藏經洞所出文獻相互印證，揭示了學郎習誦范圍之廣泛，涵括童蒙讀物、詩詞歌賦、儒佛經典等諸多門類。

　　從敦煌壁畫“讀書圖”可以看出，中古時期的書籍絕大多數都是卷軸裝，往往被翻閱的一端舒展在閱讀者的兩手之間，而未被翻閱的一端處于卷起狀態，被閱讀者自然握于手中。不同的是，“學堂讀書圖”中廊下學郎所讀之書，雖非典型的冊頁裝，但相較前期的卷軸裝，已經出現明顯“縮小”的傾向，是卷軸裝向冊頁裝過渡的中間形態，其學術價值彌足珍貴。

　　敦煌壁畫中的閱讀者在讀誦時，往往借助一種重要的輔助工具——經架。據相關學者研究，經架有橫托式經架和盒式經架等不同樣式。不同樣式的經架均用作放置或固定卷軸式佛經，適合長時間閱讀或對眾宣講時解脫雙手。經架的發明展現了古人的智慧之光。

最早的女性讀書形象

　　隨著出版業的繁榮和才女文化的興盛，明中葉以后以讀書為主題的仕女畫大量涌現，漢唐時期有才識女子成為男性畫家樂于摹寫的對象。鼎鼎大名的才女如宣文君、班昭、吳彩鸞、魚玄機、薛濤等形象單獨入畫，圖中人物或面眾宣講，或捧卷靜閱，或對卷凝思，成為明清仕女畫的重要構圖。反觀漢唐之際的傳世畫作，描繪女性生活的如《虢國夫人游春圖》《搗練圖》《簪花仕女圖》《紈扇仕女圖》《調琴啜茗圖》《宮樂圖》等，宮廷畫師眼中的皇族貴眷，熱衷的是樹蔭品茗、慵坐調琴、花間戲犬、乘馬游春，她們閑適奢靡的生活有花有酒有琴瑟，卻沒有書卷的影子。因此有學者斷定，在晚明以前，描繪女性生活的圖畫中幾乎沒有書本的蹤影，僅有的幾幅例外中，書籍也只是作為裝飾品擺放在貴族女子的書桌上，并沒有被捧起、被閱讀。

　　誠然，受繪制載體和保存條件的限制，兩晉南北朝至隋唐時代中原畫家作品大都失傳，現知唐代絹紙繪畫遺存不多，且部分為后代摹寫。前揭傳世畫作中女性閱讀形象的缺失，表明閱讀并未成為當時女子推崇的風尚。但不可否認，各種古代壁畫（包括地上建筑壁畫、石窟壁畫、墓室壁畫）是流傳廣泛、影響深遠的重要藝術形式。從美術傳承的角度看，石窟壁畫與絹紙繪畫一樣都是隋唐時期主流文化的反映，因此考察漢唐之際繪畫中的女性人物，就不能忽略現存壁畫的閱讀形象。尤為可貴的是，在敦煌壁畫中發現的數幅與女性閱讀相關的畫面，不僅有助于彌補中古時期傳世文獻所載女性讀書活動和教育情況的不足，而且更正了古代“女子讀書圖”肇始于明清時期的傳統認識，無疑將中國古代最早女性閱讀形象出現的歷史提前了五六百年，在閱讀史上的價值不言而喻。

窟主人生的投射

　　洞窟的營造少不了功德主的謀劃和參與，并融入功德主個人或家族的政治訴求及修行門類等元素。莫高窟第85窟是敦煌歸義軍歷史上第二任都僧統翟法榮，在咸通三年（862）至咸通八年間，于都僧統任上主持開鑿的家族窟，俗稱“翟家窟”。第85窟窟頂東坡楞伽經變所繪“比丘燭下誦經圖”，綠衣比丘所處經變畫的同一序列另繪有十二個主題圖，幾乎所有與誦經、坐禪、說法等有關的表現比丘生活的形象都出現在這一序列中。十三處主題圖有六處表現僧人生活，究竟是“巧合”所致還是另有深意呢？

　　翻閱翟氏家族歷史，會發現比丘形象對翟氏家族具有特殊意義。翟法榮的父親翟涓本為“一郡提綱，三端領袖”，但是“情殷慕道”“悟世非堅”，毅然由文士入佛門。翟法榮年少出家，而后勤奮修習，成功躋身僧界領袖之列。燭光下的誦經比丘面容清秀，勤奮刻苦，物我兩忘的專注狀態正是年輕時翟法榮用功精進的寫照，恰與該窟甬道北壁西起第一身翟僧統的供養人畫像遙相呼應。而同處下沿序列的“良醫喻”，似乎又跟翟法榮的“五涼師訓，一道醫王”身份不謀而合。另外，從觀瞻角度來看，比丘誦經圖所處楞伽經變的最下沿，正是成人45度仰視觀禮的最佳視角。這一身身的比丘畫像，毋寧說是功德主翟法榮的化身，述說著他波瀾壯闊的一生。

　　功德窟對經變畫主題的選擇，不同經變畫在空間上的排列組合，同一情節的條幅畫在不同洞窟經變畫所處的位置，均與窟主的人生經歷、政治身份、家族信仰密切相關。這些細節皆體現了窟主對石窟營造的用情至深，算得上功德主人生的折射與信仰的滲透。

文脈的傳承與延續

　　敦煌壁畫所存“讀書圖”通過藝術化的方式，真實還原了中古時期的閱讀活動現場，真切地反映了古代不同階層和身份的人們在多種場域中的閱讀行為。敦煌壁畫“讀書圖”作為破解古人閱讀活動的具象密碼，與其他中古時期傳世畫作以及寺觀壁畫、墓葬壁畫中的“讀書圖”一起，全方位立體化地展示了中古時代的書籍閱讀活動。古人畫作呈現的大量與書卷相關的信息，一方面為我們了解古代的書籍、閱讀人物以及閱讀風尚提供了寶貴鑰匙；另一方面，為我們討論古人書籍閱讀在不同時期文化傳承與發展中的作用提供了珍貴資料。

　　中華民族歷經滄桑、飽受磨難，而中華文脈延綿不斷，歷久彌新。敦煌壁畫中的一幀幀讀書圖像、一幅幅閱讀畫面，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傳播和傳承的動態過程與最佳例證。圖像中的男女老幼，無論他們的年齡性別有差，還是宗教身份相異，不管是宣講者還是聽講者，他（她）們都以傳承者的身份，占據古老文脈延續中的重要一環，在賡續和弘揚敦煌文化以及中華文明的進程中，作出了不可磨滅的重要貢獻！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一般項目“寫本學視域下敦煌遺書中古代裱補研究”（21BZS143）階段性成果）

（作者系上海師范大學圖書館副研究館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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