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4月19日）是上海小升初考試中“三公”（上實、上外附中、上外浦外）的面試日。

4月15日—4月17日三校面談通知單陸續發放，在自媒體中引發了申城家長們的熱議。家長們說，今年三公的面單發布后，很多非常“優秀”的孩子錯失面單，讓他們百思不得其解。有家長感嘆：小托福865、AMC8 24分、爸媽碩博士、一堆科創證書……這都沒拿到。也有家長說“從來沒有說有這些就和面單掛鉤，是家長一廂情愿去卷的啊”。也有家長在“三公”周六的面談后做起了大數據的分析，認為“三公”在面談中非常關注少先隊大隊長、中隊長和在中小學生古詩文大賽中有比賽獲獎的孩子。

家長在自媒體中的熱談當然一定很難還原今年“三公”面談的真實情況，但“三公”這次測試向申城家長傳遞出的教育評價改革轉向的信號卻是非常積極、正向的，這樣的具有教育改革風向標意義的轉型值得點贊。在教育強國建設、教育科技人才三位一體的戰略下，也讓我們對教育評價從“刷題內卷”到“文化自信”的范式重構有了更積極的期待。

教育內卷的本質，是優績制邏輯下“競爭的系統性暴力”。在“優績主義”的主導下，中小學生被異化為“數據化的競賽機器”。在“分數即正義”的敘事中，家長與學生陷入了一場以“標準化答案”為武器的軍備競賽，家長成為“焦慮的軍備供應商”，教育淪為一場無止境的零和博弈。當美國數學競賽AMC8的題庫被刷穿、科創比賽淪為家長代工的“PPT工程”、小托福成績淪為考試流水線上的標準件時，這種以“效率至上”為名的教育內卷，實則暴露了人才培養的深層危機——思維的僵化、創造力的匱乏與文化認同的斷裂。

很高興地從面談結束后家長們“拼湊”起來的“三公”招生細節中，窺見基礎教育學校中教育本質的復歸跡象。這樣的教育評價風向標的轉變，本質上是對“優績制陷阱”的糾偏。當上海中小學生古詩文大會吸引數十萬學生參與、當少先隊“大隊長”“中隊長”的經歷成為綜合素質的象征，說明我們的教育正積極從“工具理性”的泥潭中掙脫，向“文化自信”與“人的全面發展”回歸，說明我們教育的重心正從“分數崇拜”轉向“文化浸潤”與“人格塑造”。

其實，中華古詩文并非簡單的記憶負擔，而是文化基因的載體。復旦附中通過《中華古詩文閱讀》校本教材，將詩詞教學從“知識點灌輸”升華為“文化史建構”。學生通過“拉近又推遠”的研讀方式，在《乞巧》中探索南北習俗差異，在《游園不值》中體悟“興盡而返”的生命哲學。這種教學不再服務于要拿滿分的默寫題，而是通過“詩心的激活”，讓學生在《楚辭》的浪漫與《論語》的莊重中，完成對中華文明的精神皈依。傳統文化素養的復興，絕非簡單的“復古潮”，而是對民族身份認同的再確認。武亦姝在《中國詩詞大會》中的驚艷表現，證明了“詩教”的當代生命力：古詩文的背誦不是“文化冗余”，而是“精神干細胞”——在未來的某個時刻，這些文化基因將修復被功利主義侵蝕的心靈，重塑個體的價值坐標。

而這次三公面談中“學生干部”標簽的含金量提升，反映了學校對領導力、責任感、擔當服務精神等非認知能力的重視。當教育從“孤立的分數競爭”轉向“群體協作的價值創造”，學生方能擺脫“精致的利己主義者”標簽，成為有社會擔當的實踐者。

教育的終極目標，是培養“完整的人”——既有科學理性的思維能力，又具人文關懷的溫暖底色；既能在全球化競爭中立足，又能守護本土文化的根脈。這需要我們的教育改革實現三方面的突破：一是打破“優績制”的單一通道，教育評價應更注重適配性而非分數排名，讓“適合者”而非“高分者”脫穎而出；二是構建“文化—能力”雙螺旋模型，將傳統文化素養與社會實踐能力嵌入人才培養的全流程；三是重塑校家社協同生態，家長應從“焦慮的供應商”轉變為“文化的陪伴者”，學校須減少對“標準化競賽”的依賴，社會則需為青少年提供更多的類似非遺工坊、社區服務等實踐平臺，形成“教育—文化—社會”的良性循環。

總之，以今年上海“三公”面談轉向為代表的教育評價的轉型，是一場對“異化競賽”的祛魅，也是對“文化主體性”的重建。當古詩文的韻律取代了刷題的麻木，當社會服務的溫度消解了分數的冰冷，教育才能真正回歸“立德樹人”的本質。唯有放下對“速成神話”的執念，才能讓教育成為滋養生命的沃土，而非焦慮與內卷的修羅場。

※ 本文作者系上海師范大學教務處長，教育學教授、博導王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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