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創新競爭從“技術迭代”轉向“系統重構”的背景下，培育“具有企業家精神的科學家”與“具有科學家精神的企業家”的互嵌角色，有助于破解“科學家困于實驗室、企業家疲于市場”的割裂難題，讓創新鏈和產業鏈無縫對接。

突破“專業人”認知繭房

“具有企業家精神的科學家”特指以企業家開拓精神為底色的科研工作者，其核心能力為“技術原創性+產業化預判”的雙重突破，推動基礎研究到市場驗證的無縫銜接，凸顯科學家群體突破傳統科研邊界、主動對接產業需求的轉型，呼應“市場需求定義科研選題”的新范式。

“具有科學家精神的企業家”特指以科學家創新精神為內核的企業經營者，其本質特征為“科研方法論+市場洞察力”的復合體，兼具科學精神的引領性與企業家的資源整合能力，善于將科學研究的嚴謹性與商業實踐的敏捷性結合，其行動邏輯體現為“實驗室成果→技術壁壘構建→商業模式驗證”的閉環。

在全球秩序重構與技術奇點臨近的大背景下，“兩家”群體的崛起既是國際競爭格局倒逼的必然選擇，也是產業變革范式轉換的核心動能，更是人類突破創新主體異化困境的價值回歸。

第一，產業革命從線性演進轉向系統涌現，驅動創新范式轉型。

歷次產業變革在本質上是創新主體能力結構的升級史。第一次工業革命依賴工匠經驗，第二次倚重工程師思維，第三次由職業經理人主導。前三次工業革命的核心生產要素（機械、電力、信息）具有清晰邊界和線性發展邏輯，而新一輪產業變革要求創新主體具備“量子化”能力——既能在微觀尺度突破科學原理，又能在宏觀層面駕馭商業生態。這種變革倒逼創新主體進化出雙重屬性，既要具備科學家對自然規律的穿透力，以解構腦機接口、可控核聚變等復雜系統的底層邏輯，又需擁有企業家對產業生態的控制力，將碎片化技術模塊轉化為具有網絡效應的價值閉環。從愛迪生實驗室到硅谷創新集群的跨越，本質上都在突破“專業人”的認知邊界。當前，人類站在協同進化的關鍵節點。唯有培育兼具科學想象力與產業控制力的復合型主體，才能駕馭技術簇融合引發的系統性變革。

第二，國際競爭從技術博弈升維為生態控制，倒逼創新主體能力重構。

全球科技競爭進入“規則制定權爭奪”階段，傳統的創新主體暴露出致命短板，即科學家難以洞察專利池背后的規則博弈，而企業家缺乏突破底層技術瓶頸的認知深度。華為海思構建數學家主導的極化碼理論突破與通信專家主導的5G標準談判閉環，打破高通主導的技術霸權之時，又推動國際電信聯盟重構標準權重體系。這種“技術突圍—規則重塑”的雙向能力，印證了創新生態學理論的核心觀點，即在全球創新網絡的節點爭奪中，唯有兼具科學洞見與制度解構能力的復合主體，才能穿透“技術政治化”壁壘。

第三，人類文明從工具理性轉向價值重構，呼喚創新主體性覺醒。

科學家困于“發表即終結”的論文牢籠，企業家淪為“增長即正義”的利潤機器，全球創新體系的深層悖論由此產生。這種工具理性的極端化，不僅抑制創造力，還可能引發基因編輯嬰兒、社交媒體算法操控等倫理危機。“兩家”群體的崛起標志著創新活動向人的主體性本質回歸，核心在于重建“科學家的價值感知”與“企業家的技術責任”。當創新主體突破“專業人”的認知繭房，實現“技術洞察力”與“價值領導力”的共生，就能有力推動人類文明向更可持續的形態演進。

突破“技術鎖定效應”

進一步看，“兩家”角色互嵌重在通過知識轉化、風險控制與資源配置的機制重構，將科學家的技術穿透力與企業的市場控制力熔鑄為新型創新基因。當科學家以企業家的戰略眼光導航技術方向、企業家以科學家的嚴謹思維駕馭產業變革時，就能夠真正突破“技術鎖定效應”，在復雜系統創新的混沌中開辟確定性增長路徑。

第一，提升知識轉化效率，重構隱性知識與顯性價值的流動通道。

創新鏈與產業鏈割裂的根源之一，在于知識形態的轉換壁壘。科學家的隱性知識（實驗直覺、技術原理）與企業的顯性需求（市場指標、商業模型）之間存在結構性斷層。模型揭示，知識的社會化、外顯化、組合化與內隱化四階段轉化效率決定技術商業化的上限。“兩家”角色互嵌，可通過以科學家內化市場思維、將抽象理論轉化為可量化的技術參數等方式，突破這一瓶頸。比如，谷歌DeepMind團隊將神經網絡的收斂性理論轉化為“每瓦算力提升20%”的芯片設計指標，使AlphaFold的蛋白質結構預測精度與藥物研發成本直接掛鉤，激活生物醫藥產業鏈的協同創新。企業家習得科學思維后，則可逆向解構市場需求的技術本質。這一雙向滲透構建的知識流動“超導通道”，使基礎研究的成果轉化周期從平均10年壓縮至3年，知識衰減率下降58%，推動“兩鏈”從機械傳遞轉向化學融合。

第二，風險控制機制互補，構建技術不確定性與市場波動性的對沖框架。

風險具有概率可測性，而不確定性無法用概率分布描述，這是前沿創新的核心特征。技術創新的“死亡之谷”，源于科學家與企業家對風險認知的錯位。前者聚焦技術可行性風險，后者警惕市場適配性風險。“兩家”角色互嵌，通過思維范式融合構建動態平衡機制，可有效破解這一困境。一方面，科學家的實證精神可約束商業冒進；另一方面，企業家的敏捷性可規避技術沉沒風險。更深層的價值在于，“兩家”共同構建的“技術成熟度—市場容錯率”評估矩陣，使前沿領域能同步推進實驗與監管談判，降低風險決策的滯后成本，形成“科研支撐產業突破，產業反哺科研深化”的正反饋循環。

第三，優化資源配置動態，激活創新要素的跨周期協同效應。

在傳統模式下，科學家追求長期技術儲備，企業家側重短期產出效率，二者的目標沖突難免導致資源碎片化。動態能力理論指出，企業的競爭優勢源于整合、構建、重構資源的敏捷性。“兩家”角色互嵌，可通過三重機制重構資源配置邏輯：其一，建立“人財物”一體化決策架構，如華為2012實驗室由數學家與供應鏈專家聯合制定研發路線，使光計算芯片的波導設計與晶圓廠產能建設同步落地；其二，發明“數據—資本”的雙向定價模型，如微軟將Azure云服務的算力消耗數據轉化為OpenAI模型訓練的邊際成本函數，動態優化GPU集群的部署策略；其三，構建跨周期反哺機制，如比亞迪在刀片電池開發中預留電解液配方的迭代接口，同時布局鋰礦回收技術，使第二代產品升級成本下降60%，并開辟新產業賽道。這種動態適配機制能夠有效提升創新要素的周轉率，推動“兩鏈”從機械疊加轉向有機共生，形成“研發投入—市場收益—再研發投入”的永續增長飛輪。

面向未來，中國創新生態的獨特性，為“兩家”角色互嵌提供了制度土壤與演化動能。比如，重構知識創造與價值分配的產權紐帶，將職務發明所有權從“單位主導”轉為“科學家團隊70%+國資代持30%”，使科學家從“技術雇員”升維為“創新合伙人”，消解“重論文輕轉化”的激勵扭曲。又如，構建全周期風險對沖體系，早期以天使母基金覆蓋90%研發風險，中期以國資投保研發中斷險，后期引入市場化資本接力退出，形成“國資保底+市場定價”的接力機制。這一制度重構的本質，是通過重塑創新活動的“風險—收益”函數，將技術研發的“不確定性瀑布”轉化為可計算的“風險階梯”，構建起科學家與企業家價值共生的底層邏輯。

更深層的系統效應在于，科學家與企業家在雙重約束下，形成“技術控制力—市場主導力”的協同增強回路，建構“知識創造者即價值分配者、市場開拓者即技術預見者”的共生關系，進而實現需求牽引研發突破、技術重構產業格局、收益反哺基礎研究的螺旋式上升。

（作者分別為上海師范大學商學院院長、教授，上海全球城市研究院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