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蘇”是中國文學史上極具影響力的文化符號。所謂“三蘇”，是指北宋文學家蘇洵及其長子蘇軾、次子蘇轍。這一稱謂的廣泛流傳，可追溯至北宋文人王辟之的《澠水燕談錄·才識》，其曰：“蘇氏文章擅天下，目其文曰‘三蘇’，蓋洵為‘老蘇’、軾為‘大蘇’、轍為‘小蘇’也。”自此，“三蘇”之名便成為蘇氏父子文學成就的標志，廣為人知。“三蘇”名號之所以能夠流芳千年，與其在北宋都城開封的文化積淀密不可分。

作為當時的政治、文化中心，開封為“三蘇”提供了施展才學的舞臺。從歷史脈絡看，開封既是“三蘇”文學事業的重要起點，也是其聲名遠播的關鍵節點。他們在此創作的詩文既承載著經世致用的思想，又蘊含著對人生的深刻哲思，其文學成就不僅被時人推崇，更通過典籍傳承成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

推動古文革新運動 

重塑文學審美范式 

在北宋文壇掀起的古文運動浪潮中，“三蘇”以敢為人先的革新精神與卓越的文學成就，成為重塑文學審美范式的關鍵人物。 

蘇洵早年對學問興致平平，直至27歲才幡然醒悟，投身苦讀。盡管多次參加科舉，應試進士與茂才卻接連失利，由此他反思道“此未足為吾學也”，毅然焚毀以往應試文章，潛心鉆研《六經》及諸子百家典籍達數年之久。宋仁宗嘉祐元年（公元1056年），蘇洵攜蘇軾、蘇轍赴開封應考。在此期間，他以策論散文為武器，掀起文風革新。其《權書》《衡論》等作品一掃唐末五代以來駢儷浮華的文風，以務實尚理的筆觸，為古文運動注入新活力。在開封，蘇洵與歐陽修、梅堯臣等人交游，積極參與對“太學體”文風的批判，并通過《上歐陽內翰書》系統闡述古文主張，推動文以載道理念成為文壇主流。其中，《六國論》將歷史與議論巧妙結合，突破駢文束縛，不僅成為開封太學生學習的范文，更被呂祖謙收錄進《宋文鑒》，堪稱宋代古文典范。 

嘉祐二年（公元1057年），蘇軾、蘇轍同登進士榜。四年后，兄弟二人同中制舉科，蘇軾更是“三年京察”而入第三等，創下“百年第一”的神話。蘇軾的應試文《刑賞忠厚之至論》憑借古事新解的獨特筆法，贏得歐陽修極高贊譽，以至于他對梅堯臣說：“吾當避此人出一頭地。”文中“當堯之時，皋陶為士。將殺人，皋陶曰‘殺之三’，堯曰‘宥之’三”的典故化用，成為宋代科舉以古喻今的經典范例。在開封期間，蘇軾、蘇轍創作了大量的策論、奏議和詩詞。蘇軾的《凌虛臺記》、蘇轍的《上樞密韓太尉書》等作品，以“大略如行云流水，初無定質，但常行于所當行，常止于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態橫生”的風格引領文壇，使開封一躍成為北宋古文運動的核心陣地。 

構建學術交游網絡 

促進思想融合創新 

“三蘇”在開封居所就像文化磁石，吸引著歐陽修、王安石、黃庭堅、秦觀等一眾名人墨客前來。這里常常高朋滿座，文士雅集于此，論詩析理，兼及古今，形成了極具影響力的“蘇門學士”群體。現存《蘇軾文集》中，蘇軾與開封師友數十首的唱和詩作，既是友情的見證，更是思想碰撞的結晶。詩作中所表現出的跨越學派的交流，突破了傳統詩詞的藩籬，有力地推動了儒學與佛道思想的深度融合。蘇軾《赤壁賦》曰：“浩浩乎如馮虛御風，而不知其所止；飄飄乎如遺世獨立，羽化而登仙。”其表達的物我兩忘境界，便是這種融合的精彩體現。 

蘇轍在開封近20年的仕途生涯，同樣鐫刻下不容忽視的歷史注腳。他關注民生，在《上神宗皇帝書》中指出“去民之患如除腹心之疾”，對宋神宗的施政方向產生了積極影響。修《神宗實錄》時，他秉持“據事直書”“不掩君過”的修史原則，將經世致用的思想融入史書編纂過程。此外，他還對《論語》《孟子》等經典進行拾遺注解，推動了經學的普及化。在學術思想上，蘇轍積極與程頤、張載等理學家展開辯論，大力倡導儒釋道兼融。其所作《老子解》云：“自其無名，形而為天地，天地位而名始立矣。自其有名，播而為萬物，萬物育而名不可勝載矣。故無名者道之體，而有名者道之用也。圣人體道以為天下用，入于眾有而常無，將以觀其妙也。體其至無而常有，將以觀其徼也。”巧妙融合道家思想，成為開封學術多元論的典型代表。 

“三蘇”在開封的諸種活動，無論是構建學術交游網絡，還是在文學、學術以及政治等領域的貢獻，都如同一幅絢麗多彩的畫卷，展現了北宋時期開封文化和學術的繁榮景象，為后世留下了寶貴的精神財富。 

自相師友革新教育理念 

科舉實踐育人才 

“二蘇同第”是北宋科舉史上的一段佳話，蘇軾、蘇轍兄弟的應試文章更是宋代以文取士的經典縮影。這一成功的背后，離不開其父蘇洵獨特的教育理念。蘇洵在經歷數次科考失敗后決定不再隨科舉茍進，轉而以自相師友的方式悉心教導兩個兒子，讓蘇軾、蘇轍在研習經史的過程中，既掌握經世致用的才能，又擁有卓爾不群的文學素養。蘇洵的這一教育思想也隨著《嘉祐集》的刊行，而引得開封士人紛紛效仿。一股不唯科舉、尊崇實學的教育思潮隨之興起，深刻影響了開封的學風，促使士人將目光從單純掌握應試技巧，轉向更具實用價值的實學研究。 

元祐三年（公元1088年），蘇軾以知貢舉的身份站上北宋人才選拔的關鍵崗位。他大刀闊斧地推動人才選拔制度革新，主張人才選拔應德才兼備、以德為先，以用為本、人盡其才，杜絕有才而不用之弊。受其影響，李廌、晁補之、張耒以及陳師道等一批優秀士人脫穎而出。蘇軾的系列舉措，為北宋教育體系注入了新活力，促使其朝著學用結合的方向發展，讓教育真正回歸培養實用人才的本質。 

繪就汴梁文化肌理 

涵養城市精神氣 

“三蘇”父子在開封留下的文化印記，宛如璀璨星光，照亮了這座城市的文化天空，成為獨特的城市文化記憶。蘇軾的詩詞創作，更是為開封的文化底蘊增添厚度。所作《滿庭芳·香叆雕盤》《玉津園》《蝶戀花·春景》等名作，以生動的文學意象，凸顯開封文化大都會的城市魅力；五言古詩《牛口見月》之“龍津觀夜市，燈火亦煌煌”句，更是成為描繪開封繁華盛景的經典文學注腳。 

在藝術領域，蘇軾同樣影響深遠。他與米芾、李公麟等人頻繁切磋交流，大約是任史館檢討期間創作的行書《治平帖》（現藏于北京故宮博物院），筆勢灑脫飄逸，盡顯尚意書風；他在《書摩詰藍田煙雨圖》中評價王維詩畫云：“味摩詰之詩，詩中有畫。觀摩詰之畫，畫中有詩”。這一評語所呈現出的創新觀點很快被時人所接受，推動了北宋書畫技藝和審美理念的變革。 

“三蘇”在開封留下的蘇氏文風，上承歐陽修明道致用的務實精神，下啟黃庭堅點鐵成金的創新理念，令開封一躍成為北宋文學革新的核心樞紐，奠定了其文化都城的歷史地位。他們不僅在文學創作上樹立典范，更在科舉教育領域開創先河，為后世留存了極具價值的完整歷史文化樣本。 

回望“三蘇”的文化實踐，不難發現其對開封文化建設的歷史貢獻，可以概括為由思想革新到人才培育再到符號建構的三重路徑。從蘇洵倡導自相師友的教育理念，到蘇軾以知貢舉身份推動人才選拔革新，再到北宋文壇重要坐標在開封的形成，他們將個體的文化探求逐步轉化為城市的精神內核，讓開封的文化底蘊愈發深厚。 

也由此啟示我們，一座城市的文化建設絕非簡單的遺產保護，更需要對歷史智慧進行創造性的現代轉化。以名人文化為紐帶，串聯起古今歷史的精神脈絡；以創新為動力，讓傳統文化的優秀因子在新時代煥發新生；以人文發展為基石，培育文化傳承與創造的力量，如此方能構建起既有歷史厚度又充滿時代活力的現代文化生態，讓城市在文化滋養中不斷守正創新。 

（作者系上海師范大學黨委統戰部副部長、副研究館員、博士、碩士生導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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