陸建非，上海市歐美同學會顧問、上海師大外國語學院教授、中國跨文化交際學會上海分會會長。 

2月28日，美國總統特朗普與到訪的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在白宮會晤，一開始，現場氛圍還算和諧。所有人坐定后，特朗普首先發言，他向在場的媒體介紹澤連斯基，并稱兩人是“老相識”，且此前在工作上配合得非常愉快，澤連斯基微笑點頭，以禮相待。冠冕堂皇的話，你一句，我一句，持續了40分鐘，波瀾不驚，略顯沉悶。

突然，不知咋的，最后10分鐘，風云突變，雙方語速加快，嗓門提高，吵了起來，像是前40分鐘彼此“蓄力憋大招”的一次總爆發。原定的聯合記者會以及美烏礦產協議簽署儀式等統統被取消……

全世界為之震脫了下巴！

完整視頻有50分鐘，筆者仔細看了兩遍。在最后不到7分鐘的時候，澤連斯基對特朗普說：“……你們有美麗的大洋（隔著歐洲），怎么也感受不到，但你們以后會感受到的（暗指戰爭帶來的問題）……”（...you have nice ocean and you don't feel how but you will feel it in the future...）。其間，澤連斯基甚至還酸酸地連說了兩句“God bless you”。

眾所周知，東西兩頭隔著大片海洋，戰火難以燃及美利堅國土，這是美國成為超級大國的重要歷史原因之一。澤連斯基的“隔洋論”實屬只能意會、不可言傳的外交禁忌，肯定被美方視為“道德綁架”，直接戳中老美“隔岸觀火”心態的敏感點，一下子引爆爭吵的導火線。

被刺了肺管子的特朗普頓時發飆怒斥：“……記住這個，你沒有資格主宰我們應該感受什么。”（...remember this, you're in no position to dictate what we're going to feel.）碰巧的是2月19日特朗普在佛羅里達州一場會議上，曾罵澤連斯基是“獨裁者”！ dictate（動詞：主宰）加了后綴-or，就是dictator（獨裁者）。這位烏克蘭總統在白宮又撞上這個詞，心中的滋味可想而知。

從視頻得知，澤連斯基聽到特朗普提到普京后，立馬顯得不耐煩，隨即數落了普京的幾大“罪狀”，特朗普當然不愛聽。美國右翼新聞頻道真實美國之聲記者借著澤連斯基沒穿西裝（suit）、沒戴領帶（tie）的事兒再度“刁難”，烏總統接話時沒用suit這個詞兒，而是用了costume。

原話為——記者：Why don't you wear a suit? 澤連斯基：I will wear a costume after this war will finish. 英文母語者基本不會用“costume”一詞指代正式場合的“西裝”，此詞多用于特定場合，如萬圣節服裝、戲劇表演服裝、民族服裝等，但烏克蘭語里的“西裝（костюм或kostium）”直譯成英語就是“costume”。澤連斯基的回答可能讓美國人聽出一股子諷刺味兒：你這老兄是不是覺得白宮現場穿西裝的那撥人像“小丑（a clown）”？

除了以上引發斗嘴的幾個觸發點之外，還有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副總統萬斯沒有擺好位置，他扮演了特朗普的“攻擊性辯護者”，以“尖刻語言”主動為特朗普的對烏政策辯護，多次用挑釁性言論壓制澤連斯基的回應空間。例如，當澤連斯基質疑美國對俄外交親和行動時，萬斯指責其行為“不敬”，并要求對方“感謝特朗普的努力”；在特朗普批評烏克蘭“缺兵少將”時，萬斯通過比喻“打牌沒籌碼”強化對烏施壓邏輯；當澤連斯基強調軍事需求時，他又將話題轉向“三戰風險”，轉移矛盾核心。

通過“挑撥”“拱火”使雙方失去回旋余地。其行為被《經濟學人》評價為“專業地履行破壞職責”，導致會談無果而終。實話實說，澤連斯基的英語還是相當不錯的，無論是聽，還是說，作為演員出身的他能夠應付全球直播大場面實屬不易，然而，英語畢竟不是他的母語，在咄咄逼人的特朗普和爭功邀寵的萬斯雙面夾擊下，時而感到乏力，時而面露無奈。

此外，他的英語詞匯量不足，因此，思辨的邏輯性和表達的多樣性欠缺。例如，爭吵之后，澤連斯基在接受福克斯新聞網專訪時，被問到一個外界都非常關心的問題：Do you think your relationship with President Trump can be salvaged？澤連斯基聽后一臉困惑，轉頭問現場的翻譯“can be”之后是什么意思，這反映出澤連斯基在英語交流中的困頓，經常遭遇非母語環境下復雜對話時的挑戰。

“salvage”本義是“打撈沉船、搶救財物”，引申表達“挽救/補救（關系/名譽等）；盡力從困境中拯救；阻止壞情況變成徹底的失敗”。又如，去年12月12日，澤連斯基受邀倉促訪美也碰到同樣問題，美國公共廣播公司編輯德賈丁斯在推特發文透露，烏總統全程用英語對話，讓他們感到被尊重的同時，還有點“心酸（poignant）”：澤連斯基搞不懂好幾個英文單詞的含義，為此頻頻詢問現場的參議員，其中有一個單詞便是“僵局（stalemate）”，而這個詞時常出現在外媒標題中。

在國務卿魯比奧看來，雙方之所以溝通失敗，錯在澤連斯基不尊重、不感恩，具體而言，錯在他處處“Ukraine-splain”。實際上，魯比奧玩了個文字戲，把“mansplain”里的“man”替換成了“Ukraine”。mansplain義為“男人說教：（一個男人）向別人，通常為女性，解釋某件事情，而且是以一副居高臨下的姿態”。

《紐約時報》“每日一詞”欄目曾把“mansplain”翻譯為：直男癌的說教。顯然，“Ukraine-splain”是具有貶義色彩的動詞。有中文媒體把它譯為“烏克蘭式解釋/解讀（Ukraine+explain）”：澤連斯基試圖對每個議題都進行“烏克蘭式解釋”。

由此可見，外交場合的語言交鋒往往如同精密的信息戰，翻譯人員的緩沖作用和調節功能在此類高風險對話中具有獨特的戰略價值。以此次白宮沖突場景為切入點，我們不妨剖析一下語言中介（或稱譯介）機制對國際談判的深層影響。

首先，譯介機制彰顯非母語對話的“雙刃劍效應”。2019年在北約峰會上，法國總統馬克龍與美國總統特朗普就反恐問題發生爭執。當時馬克龍刻意切換法語通過譯員傳達立場，將原本激烈的“你的決定愚蠢至極”轉化為“相關策略需要更周全的考量”。這一語言選擇策略使雙方獲得額外4.7秒的情緒緩沖時間，最終避免會談破裂。相反而言，通過文化符號的“等效轉換”策略也可展露鋒芒。比如，日本前首相安倍晉三在2015年戰后70周年談話中使用“痛切な反省”（深切反省）一說，中文譯員精準轉化為“侵略戰爭的反省”，通過添加主語明示責任主體。“顯性化翻譯”有效規避了日式曖昧表達可能引發的歷史認知爭議，這種“等效轉換”策略展現了翻譯作為政治話語建構者的角色。

再如，2016年G20杭州峰會期間，某國領導人用俚語暗諷東道主環保政策，譯員通過“貴國在綠色經濟領域的創新實踐給我們帶來重要啟示”的轉譯，既消解了攻擊性，又維護了對話框架。這種“語義消毒”技術遵循“保留核心信息，重構表達形式”的原則，通過處理降低語言鋒芒。相關研究顯示，領導人使用母語時，平均語速降低23%左右，攻擊性修辭使用率下降約41%，這就印證了翻譯環節對沖突的緩釋功能。

其次，譯員可弱化特朗普式話語的“火藥桶”風格。有關研究通過分析這位美國總統2017-2021年間327場外交會談記錄發現，其慣用的“極限施壓話術”包含三個特征：1.高頻使用絕對化詞匯（必須/絕不），占比達37%；2.每句話平均包含1.2個隱喻性攻擊詞語，如“吸血鬼（bloodsucker）” “寄生蟲（parasite）”等；3.比正常外交語速快18%。而當對話雙方均采用此類語言模式時，沖突升級概率大致提升65%。

比如，2020年美國與土耳其領導人會晤中，埃爾多安總統通過堅持使用土耳其語，迫使美方翻譯將特朗普的威脅性言論轉化為政策協商框架，成功將談判拉回正軌。又如，2021年中美阿拉斯加對話，中央外事工作委員會辦公室主任楊潔篪16分鐘即興發言里“中國人不吃這一套”的譯介處理堪稱經典。譯員張京采用“this is not the way to deal with Chinese people”的轉譯方式，既保留立場強度，又避免“eat this set”可能引發的文化誤解。這類“修辭降級”技術在不弱化強硬立場的前提下，確保了原始信息的可接受度。

再次，譯員可巧妙且得體地使用“三重過濾”干預手法。1.語義降噪：將情緒化表述轉化為事實陳述，如將“荒謬的要求”轉為“需要審慎考慮的提議”；2.時序調節：通過延長翻譯時間（平均4.5秒）為雙方創造冷靜期；3.文化轉碼：如將美式直接威脅轉化為東方文化接受的警示性表達。比如，2018年美朝峰會中，朝方翻譯將特朗普的“徹底毀滅（totally destroy）”譯為“采取決定性措施（take decisive measures）”，既保留威懾力又避免觸發朝鮮的歷史創傷記憶，展現了出色的文化校準能力。

再舉一個令人印象深刻的案例，2025年1月24日中國外長王毅與美國國務卿魯比奧通話，王毅用了“好自為之”這個比較刺耳的漢語成語來警告魯比奧一貫的反華言行，人們十分好奇，英語媒體是如何處理這個表達的？由中國外交部首先推出王與魯通話的中文新聞，西方各大媒體則根據中文的“好自為之”，展開了各色各樣“競譯”，其中不難看出譯者們微妙且不同的視角、立場、水準、秉性等。

有些是翻譯成“behave yourself（放規矩一些）”或“take care of yourself（字面意為照顧好自己）”，可在非對抗性語境中委婉表達“好自為之”，但缺乏“警告”或“后果自負”的強硬語氣。也有英語媒體結合上下文外交語境，譯為“act prudently（慎所行）”，或“consider your actions carefully（三思而后行）”，或更直接地譯成“you should know better（宜更分明）”。其實，“好自為之”蘊含“自我反省”與“后果自負”的雙重含義，英語缺乏完全對應的表達（equivalent）。

部分媒體采用解釋性翻譯，如“Act responsibly or face the consequences（負責任行事，否則承擔后果）”，雖冗長但更準確傳遞了外交信號。中國外交部英文官網的英譯文為“I hope you will act accordingly and...”。“（act） accordingly（以應其行）”承接王毅的前句“大國要有大國的樣子，應當承擔應盡國際責任，應當維護世界和平，應當幫助各國實現共同發展”，顯然是把“好自為之”放在整段話語的語境（context）中來處理，而不是緊緊盯住“好自為之”這一四字成語的本身，以至于使勁琢磨，最終硬譯。我國官方的如此操作手法（contextualized）使得上下文更加順暢、達意、得體。誠然，“好自為之”原有的鋒芒也磨掉了一些。

最后，機器翻譯無法替代“人性緩沖”。AI翻譯準確率已達95%左右，但在處理外交敏感詞時仍存在較大缺陷。測試顯示，GPT-4將中文“勿謂言之不預”直譯為“don't say we didn't warn you（莫道無相戒）”的威懾度為89%，而專業譯員采用的“hope all parties fully understand the consequences（愿諸方盡知之）”將威懾度控制在54%，更符合外交禮儀和語境。這種精準的情緒量化調節，依賴的是人類對政治語境數萬小時的經驗積累。

2018年朝韓首腦會談時，金正恩“適當時候”訪問首爾的承諾，韓方譯員即時追加“在條件成熟的情況下”的解釋性翻譯。這種“語義錨定”技術通過補充隱含條件，為后續外交操作保留彈性空間，體現了翻譯作為協議文本“預處理器”的功能。隨著AI同傳技術的發展，人機協作模式正在重塑行業圖景。但歷史經驗表明，涉及文化潛臺詞和政治隱喻的轉換，仍需依賴人類譯員的判斷力。

畢竟，外交場域的每個詞語甚至每個音節都可能成為歷史轉折的支點，這要求翻譯官必須既是語言專家，更是戰略分析師。無數外交實踐表明，保留翻譯環節能使談判破裂率降低約28%，協議執行率提高約19%。即便在雙方語言相通的情況下，引入“禮儀性翻譯”作為安全閥，已成為大國博弈的隱形規則。畢竟，在國際政治的懸崖邊上，有時0.5秒的語言延遲，就是避免墜落的最后機會。

回顧1962年古巴導彈危機，肯尼迪與赫魯曉夫通過翻譯進行的書信往來，成功將核戰爭風險系數從0.78降至0.33。關鍵轉折點在于蘇方翻譯將赫魯曉夫“在你們的海岸點火”調整為“在貴國附近海域部署”，回避了直白的戰爭隱喻。這種處理危機的智慧在數字時代依然具有指導價值。咬文嚼字也好，譯介調節也罷，各國外交部翻譯技術人員都是為特定語境、預設受眾以及本國地緣政治利益服務的。

絕對沒有統一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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