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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1月5日，國家主席習近平在首屆中國國際進口博覽會開幕式發表重要講話時提到，將支持長江三角洲區域一體化發展并上升為國家戰略，著力落實新發展理念，構建現代化經濟體系，推進更高起點的深化改革和更高層次的對外開放。

作為中國經濟最有活力的地區，長三角地區（包括上海、江蘇、浙江、安徽三省一市）在我國經濟社會發展中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目前常住人口2.2億，占全國1/6，2018年經濟總量超過22萬億元，占全國近1/4。長三角一體化上升為國家戰略，顯然將為長三角地區經濟社會的快速發展提供前所未有的機遇，將大大提升長三角地區在區域、國家至全球格局中的核心競爭力與影響力。

在這樣的背景下，如何把握機遇、提前謀劃，進一步明晰長三角一體化戰略的重點和難點，尤其是在“長三角一體化發展示范區”即將正式落地之際，探尋長三角一體化在制度、市場、產業等方面的突破點與著力點，就成為推進長三角一體化國家戰略的必要前提；在此基礎上，如何解放思想，協同創新，進一步突破體制機制瓶頸，加快落實新發展理念，為構建現代化經濟體系做出標準和示范，率先推進更高起點的深化改革和更高層次的對外開放，更成為落實長三角一體化國家戰略需要思考的重要命題。

為此，上海師范大學專門組織了各個學科的學者，從區域經濟、市場體系、生態保護、公共服務、科創建設、基礎設施、域外經驗參照等方面聚焦長三角一體化國家戰略，以期為長三角一體化尤其是“長三角一體化發展示范區”建設提供一定的決策咨詢參考。

抓住五個關鍵環節，構建長三角科創協同新機制-1500

自2018年11月，長三角一體化上升為國家戰略以來，滬浙蘇皖三省一市在產業融合、科技創新、交通基礎設施、資本市場等領域的協調機制和相關舉措推進方面顯著加快，區域一體化明顯提速。近期，《長三角地區市場一體化合作建設備忘錄》的簽署，有助于進一步推進長三角市場體系一體化建設。隨著國家級頂層設計《長三角一體化發展規劃綱要》即將發布，長三角一體化建設將進入更快發展軌道。但長三角科技創新協同目前尚處在起步階段，與長三角高質量一體化發展所需的科創協同機制相比，仍然有一些差距。因此，科學謀劃科創協同新機制，既是培育更高水平經濟增長極的迫切需求，也是長三角一體化向縱深發展的重要保證。構建長三角科創協同新機制，需要從以下幾個關鍵環節下功夫。

第一，完善長三角區域科創協同新機制整體框架的頂層設計。這需要國家和區域的共同努力。從國家層面看，長三角一體化上升為國家戰略后，《長三角一體化發展規劃綱要》仍在抓緊制定中，因此，長三角一體化科創協同機制仍需推進國家層面頂層設計。從區域層面看，滬浙蘇皖各地政府要以國家層面的發展規劃為指導，梳理各自科技創新協同優勢，結合產業轉移與融合，統籌規劃科技創新協同的發展、合作，及協調機制。

第二，構建科學合理的長三角科創協同網絡體系。以長三角一體化建設為契機，抓住世界科技中心轉移與上海建設世界科創中心的有利時機，充分發揮三省一市各高校、科研機構與企業研發中心的優勢，通過政策支持與引導，立足于服務產業轉移與融合，構建創新功能定位清晰、協同機制靈活、布局科學合理、相互競合有序的科創協同網絡體系。此外，充分利用區域內同時擁有上海張江、安徽合肥兩大綜合型國家科學中心的獨有優勢，加強相互間的戰略合作，構建跨區域創新協同網絡。力爭通過3-5年建設，形成以“上海—南京—合肥—杭州”為中心點，其他各長三角城市為節點的科創協同網絡體系。

第三，合理布局長三角科技創新鏈。一方面，加快建立長三角科創協同共同體，共建共享國家實驗室、國家科學中心等國家戰略科技力量，加快形成區域科技功能分工協調，產業鏈與創新鏈無縫銜接，創新要素區域高效流動的新格局；另一方面，深入整合并優化區域內科技創新資源，充分發揮長三角著名高校和科研機構的技術優勢，搭建一批重大技術創新研究平臺，同時不斷加強區域內高校與科研機構間的信息與成果共享和交流，逐步形成跨區域、多學科交叉融合的科技創新集群。

第四，建立全方位長三角科創成果轉化與保護機制。探索建立由生產企業、雙創街、服務機構、科創專家庫等多方構成的“長三角科技創新服務貿易共同體”，通過多方溝通與合作，形成科創成果資源信息共享，科創成果與企業需求有效對接，科創成果轉化率高，科創成果交易高度專業化的科創成果服務聯盟或共同體，推進長三角區域內科創成果的自由合理流動與有效轉化。為保障科創成果區域流動的順暢，還需建立全方位長三角科創成果保護機制，包括積極推進長三角科創成果知識產權執法協調中心建設，搭建長三角科創成果知識產權舉報、投訴與維權平臺，成立涵蓋滬浙蘇皖四省市的長三角知識產權保護聯盟，長三角知識產權仲裁協調機構等。

第五，健全長三角科創協同發展的人才保障機制。高端人才的智力創造是長三角科創協同發展的重要保障，借助大數據挖掘和統計技術，建設長三角不同領域多層次專家人才庫，實現區域內科創人才信息共享。同時加快制定長三角科創人才一體化整體規劃，創新人才流動新機制，探索以項目共享、候鳥共享、租借共享等為主要形式的人才流動新模式。此外，著力推進長三角科創人才服務體系的一體化，有序推進長三角科創人才流動中面臨的教育、醫療、戶籍等制度障礙，實現科創人才的自由流動與高效配置。（上海師范大學商學院 崔百勝教授）

加快區域資本市場建設助力長三角一體化發展

2018年11月5日，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首屆中國國際進口博覽會主題演講時提到“將支持長江三角洲區域一體化發展并上升為國家戰略”，這意味長三角區域全方位的一體化建設將梯次落地推進。在長三角地區已有序展開的規劃對接、戰略協同、專題合作、開放性合作平臺建設和機制完善等相關舉措驅動下，區域內合作全面升級，但受制于區域財政與稅收、行政壁壘、資源稟賦不平衡等自然條件的限制，區域一體化進程中的地區間利益共享和利益沖突仍較難平衡。雖然長三角地區目前產品市場、交通設施等方面基本實現了一體化，但三省一市各具特色，產業結構存在差異，經濟一體化的融合模式尚在探索中。同時，受制于當前行政區主導經濟下的政府隱性干預和我國目前金融機構運作模式、監管和調控體制等方面的市場分割，作為主要生產要素的金融資源在區域內未能實現自由流動，這將成為長三角地區一體化發展的主要瓶頸之一，因此加速長三角區域資本市場一體化的形成則有助于打破此困境。

金融資源地區間流動主要通過市場機制和政府行政機制，長三角區域資本市場一體化建設取決于金融資源在長三角地區自由流動限制約束的消除或放寬，但現行的行政體制使得各級地方政府可以通過財政預算或制定區域信貸政策而具備干預和控制金融的能力，這極大的影響了金融資源市場化配置的效率。通常資本在區域間的流通主要有三種渠道：企業和政府跨區投資、銀行跨地區的借貸、跨地區的股權和債券市場融資。整體來看，受產權制度和工業化發展階段的制約，長三角地區企業跨區投資的主體中浙江以民營經濟為主、江蘇以發展壯大的鄉鎮企業為主，兩省都是資本輸出大省，而上海雖有較高資本積累，但對外投資規模較低且以股權投資為主，安徽則是主要資本流入省；在銀行跨地區的借貸方面，主要通過資金在銀行內不同地區分支機構間的分配或銀行間市場來實現，前者受制于監管約束并不通順，后者上海屬于資金凈流出地區，而江蘇、浙江、安徽則屬于凈流入地區；在跨地區的股權和債券融資方面，長三角地區除上海證券交易所平臺外，區域平臺間并不支持跨地區融資。這些均表明長三角地區間資本自由跨區流動的難度仍較大。

統計表明，目前長三角區域內地區間真實存款利率、貸款利率成本、融資結構、不良貸款比率等都存在著明顯差異，而且地區間存貸款失衡，甚至金融機構通過票據貼現和轉貼現在區域間存在著套利空間，這意味著長三角地區資本市場尚未實現一體化。整體而言，由于地區間發展產業結構不平衡和市場經濟機制尚未完全確立，區域一體化發展不是平等發展而是融合下的優勢互補和利益共享。上海未來要建設成為國際金融中心，應先成為長三角區域的金融中心，而區域資本市場一體化就是主要的著力點和推手。結合長三角區域資本市場現狀及地區間合作情況，長三角資本市場一體化可從以下三個方面著手：

一是建立有效的金融協同監管機構和責任機制。積極嘗試構建區域金融監管機構，通過協調合作來推動區域金融合作，建立責任機制，以解決區域金融監管中存在的問題。如由央行上海總部牽頭成立區域性金融協同監管機構“長三角區域金融一體化監管中心”，統籌上海、江蘇、浙江和安徽的各地的證銀保監分局。

二是完善區域性的金融市場體系。上海可依托其金融機構總部集聚優勢和先進經驗，探索超三省一市的金融資本與產業融合模式，牽頭成立跨地區的聯合產業投資基金，通過項目導向促進資本資源在區域內流動。同時，大力發展資產證券化直接融資渠道，搭建區域間的聯合產權交易所，促進區域內金融基礎設施建設的功能整合。

三是建立跨地區的超行政協調機構，打造以上海為中心的都市城市群。探索建立財政與稅收共享機制，打破行政壁壘，超越行政區劃，形成以經濟功能和經濟社會聯系為主的長三角一體化新格局。（上海師范大學商學院 姚亞偉副教授）

打造區域創新高地，培育世界級研發產業集群

黨的十九大明確提出，創新是引領發展的第一動力，是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的戰略支撐，要堅定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加快建設創新型國家。

2018年11月5日，習近平總書記在首屆中國國際進口博覽會開幕式上宣布將長江三角洲區域一體化上升為國家戰略，這是黨中央繼推出 “一帶一路”、京津冀協同發展、長江經濟帶、粵港澳大灣區等戰略之后，進一步優化我國改革開放空間布局的重大舉措。

當前，我國研發產業規模不斷擴大，創新活動日趨活躍。統計數據顯示，2018年我國研發人員總數為169.2萬人，居全球第一。成為全球研發人員增長速度最快的國家。我國全年研究經費投入4512億美元，僅次于美國位居第二。研發經費占GDP的比重達到2.12%，研發強度位居世界第五。從研發機構的分布來看,主要集中在上海、北京、江蘇、廣東等地。其中長三角是我國研發產業的主要集聚地。

作為世界第六大城市群、長三角地區是我國一體化發展水平最高的區域之一，打造長三角區域協同創新高地是三省一市深化全方位合作的內在要求。上海正在加快建設具有全球影響力的科技創新中心；江蘇是我國高校和大學生數量最多的省，擁有眾多的研發機構和豐富的科技資源；浙江省是中國民營企業最多、市場經濟最發達、企業對研發需求最旺盛的大省；安徽省科技優勢明顯，自主創新能力和制造業比較發達。長三角三省一市創新資源高度集聚，具備了培育世界級研發產業集群的先決條件和資源稟賦。然而，與世界級的研發產業集群美國的硅谷、日本的筑波、京阪奈學研型都市等相比仍有一定的距離。因此，結合長三角的實際和發展現狀，提出如下建議：首先應加強頂層設計，產業政策一體化。全力打造一批集研發、先進制造、科技服務業于一體的項目，形成產業集聚。通過集聚，建設各種交流平臺，有利于知識、特別是隱形知識的傳播——這是推動創新的重要路徑。其次，優化空間結構，打破行政壁壘，打通跨省交界的斷頭路，將地鐵和高鐵線路與公路網絡銜接，縮短距離，降低物流成本。可以考慮在江蘇蘇州吳江區、浙江嘉興嘉善縣、上海青浦區三地設立長三角一體化試驗區，打造跨省產業集群，發揮各地的產業優勢，促進產業互補。第三，優化區域研發公共服務平臺。企業競爭優勢是國家競爭優勢的基礎。科技企業之間的競爭，已經不僅僅是單個企業的研發能力的競爭，而是研發體系之間的對抗。研發公共服務平臺作為一種新的研發體系，以其強大的資源整合能力和科技服務功能得到了各國政府的重視和科技型企業的青睞。長三角區域要大力推進科技資源共享和研發公共服務建設，通過政府扶持和市場導向相結合，構建科技資源共享的利益傳導機制，在區域內形成科技資源共建、共享、共同受益的局面，會大大提高科技資源的配置效率。同時還要注重發揮各類科技社團組織、產業聯盟、技術中介在創新要素對接方面的作用，促進形成區域創新服務鏈，優化創新創業服務。最后，發揮上海作為區域創新龍頭的作用，擴大進博會效應，中國國際進口博覽會是開展開放型合作，推進產品全球化，提升企業全球影響力的平臺，進博會是每年在上海舉辦的盛會，將成為長三角擴大產業合作網絡和產業影響力的重要平臺。長三角三省一市都有較大的貿易出口額，可以利用地理優勢，由企業可以組團參加進博會，設立區域的特色與優勢產業展廳，精準對接來自全球的客戶與供應商，發布新產品；相關產業協會也可以設立展廳，向國內外企業介紹園區和產業發展優勢，吸引優質企業入駐，更可以方便的向有意向合作的企業發出參觀企業和園區的邀請，擴大高新技術產業集群的合作網絡。（上海師范大學環境與地理科學學院 王承云教授）

增強上海全球城市能級 助推長三角經濟一體化

實施長江三角洲區域一體化發展國家戰略是習近平總書記出席首屆中國國際進口博覽會開幕式時布置給上海的新的重大任務之一，也是中央立足全國改革開放大局作出的重大戰略部署。在這一重大戰略部署下，迫切需要把上海“卓越全球城市”的建設使命放在國家對長江三角洲區域發展的總體部署中來加以謀劃,并思考如何更好地發揮上海在長三角經濟一體化過程中的地位和作用。

1、長三角區域經濟一體化正由“中心-外圍”的圈層模式向“多中心網絡化”都市群模式轉變。長三角區域經濟的發展已經形成新的動力機制，應該看到，長三角正在由以上海為核心的“中心-外圍”的圈層模式向由以上海、杭州、南京、蘇錫常為“多中心網絡化”模式的巨型都市群方向發展，這是可以預見的長三角區域經濟一體化的演進方向。

對照世界上最發達的巨型都市群，如美國東北部大西洋沿岸城市群、英國中南部都市群，都具有了“多中心網絡化”的特征，、其中都有一個領袖級的“首位城市”，表現出超高的網絡聯系能級，“全球化和世界城市”研究小組（GaWC）依據城市網絡中心度發布的城市等級排行榜中，紐約和倫敦的網絡聯系能級始終高居前兩位，是最具有“為全球提供高端服務”能力和最具有“在全球布局生產和締造產業鏈”能力的城市，紐約和倫敦通過為全球提供高端服務和在全球布局生產與締結產業鏈，將區域內的城市結節成網，推動區域經濟在高層次上實現一體化。因此，長三角在向“多中心網絡化”都市群演進并推動區域經濟在更高層上實現的一體化過程中，上海應擔當像紐約和倫敦這樣的具有超強網絡聯系能力的城市發揮引領作用。

2、長三角區域經濟的一體化需要提升上海引領長三角在更大范圍和更高層次參與全球合作與競爭的能力。形成一個體量更大、層次更高、縱深更廣的世界級網絡化都市群是推進長三角區域經濟一體化的內在要求。

基于跨國公司全球配置資源推動要素在城市間的流動導致全球城市結節成網的數據，上海師范大學商學院課題組所測度的“全球主要城市的網絡聯系能級”結果顯示，上海在全球城市網絡體系中的聯系能級不及紐約和倫敦，主要原因在于上海雖然擁有全球數量最多的跨國分支機構，但全球總部級跨國機構數量很少，尤其是不像紐約和倫敦那樣擁有數量龐大的業務遍布世界的全球總部級金融機構、會計師事務所、律師事務所和管理咨詢公司。因此，進一步增強上海在全球城市體系中的網絡聯系能級，對于上海提升引領長三角參與全球合作與競爭的能力，推動長三角在更高水平上實現區域經濟一體化具有重要意義。

3、抓住增設自由貿易區新區契機，增強上海“為全球服務、在全球生產”的能力，促進長三角區域經濟在更高層次上實現一體化。在全球網絡體系中，超強網絡聯系能級的城市基本上都是高度成熟市場經濟體中的“首位城市”，都具有高度“包容性”和“開放性”的經濟體制環境，與這些城市相比，我國的金融會計準則、投資貿易規則、貨幣的可兌換性、市場準入和金融監管等經濟體制要素與國際準則的兼容性還不夠，這是造成上海為全球提供高端服務能力、在全球布局生產和締結產業鏈能力不足的根本原因，導致上海在長三角參與全球競爭與合作中的引領作用沒有充分發揮。

上海應該抓住增設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新片區的重大戰略機遇，對標國際高階貿易投資規則，加大制度創新，建立與國際通行規則相銜接的金融會計準則、投資貿易制度體系，并依托自由貿易賬戶（FT賬戶）加大推進資本項目可兌換試點范圍和力度，創新涉外風險管理模式，支持金融對外開放，實現在岸金融服務支持境外生產經營活動。這必然會有助于在上海產生大量的能夠“為全球提供高端服務”、能夠“在全球布局生產和締結產業鏈”的本土型引擎企業，從而提升上海在全球城市網絡體系中的競爭力、影響力和輻射力，并帶動長三角其他地區企業跨國配置資源和布局生產，促進整個長三角地區參與全球合作與競爭的能力，使長三角地域經濟能夠在更高層次上實現一體化。（上海師范大學商學院 劉江會教授）

以機制創新推進長三角地區公共服務協同發展

高質量的公共服務供給是地區經濟社會發展水平的重要體現，也是實現高品質生活的前提基礎。只有不斷完善公共服務體系和提升公共服務水平，才能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使人民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實、更有保障、更可持續。因此，要實現長三角地區更高質量的一體化發展，就必須推動該區域公共服務協同聯動進步，讓公共服務真正實現共建共治共享，惠及三省一市乃至更大范圍的民生，為真正的區域一體化提供堅實的社會基礎。

近年來，在各方的共同推動下，長三角公共服務協同發展取得了明顯進步，公共服務便利化程度明顯提升。部分城市之間實現了公共交通卡的互聯互通；在衛生醫療領域開展政策協同；在食品藥品監管領域，建立了跨區聯防機制等。《長三角地區一體化發展三年行動計劃》明確要求，到2020年長三角區域公共服務供給便利化程度明顯提升。但也要看到，受制于經濟社會發展水平的差異，以及公共服務資源分布的不均衡，長三角地區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民生政策協同還要較大的提升空間。跨區域公共服務協同發展并不要求公共服務的平均化和同質化，其目的在于推動優質服務資源發揮輻射帶動作用，并在更大范圍之內均衡配置，在提高民生福祉的同時，支持生產要素在地區內更便利更順暢流動。由于公共服務具有較強的正外部性，就需要建立具有包容性和持續性的政策框架，以及多層次、多主體和多元化的體制機制，為協同發展提供內生性動力。這種機制創新包括：

第一，搭建整體框架，加強頂層設計。在長三角一體化成為國家戰略的背景下，建立國家級協調領導機構，強化中央政府推進長三角地區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的政策統籌與協調能力。盡快出臺長三角一體化發展總體規劃和專項規劃，對重大基礎設施、產業升級轉移、生態環境保護等進行統一部署和規劃，適度提高醫療衛生、社會保障的統籌層級，完善國家轉移支付體系，提高基本醫療保險異地就醫結算水平，提升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水平；統一基礎設施、公共信息數據以及環境保護等各類設計、建設和管理標準，為跨區域互聯互通提供支撐條件。建立常設性的協作協調機構，穩步持續推進公共服務和社會事業協同發展。

第二，深化合作機制，實現共建共贏。建立各省教育、醫療機構之間的長效合作機制，積極發展醫聯體、教育聯盟等多種形式的合作，開展遠程醫療、教育、文化服務，推動醫師、教師異地掛職，發揮優勢服務資源的輻射帶動作用。建設基礎教育師資培訓交流平臺、實現區域間健康醫療大數據共建共享，加強異地就醫信息系統建設，擴大直接結算范圍，積極研究探索急診和部分門診實現異地就醫直接結算的可行性。加強各省之間在環境保護、市場監管、水流域管理等方面的合作協調機制，開展信息通報、誠信體系、技術共享、人員培訓、聯合執法、應急聯動等多種形式的聯防聯控，為群眾提供更多、更優質的安全、環境公共產品。

第三，優化資源共享，加快創新擴散。積極利用物聯網、云計算、大數據等新技術打破地區、部門、層級之間的信息壁壘，促進數據信息的開放和共享，實現長三角區域內政務網的互聯互通，實現異地查詢辦事，提高區域政務服務便利化水平和公共事務協作水平。試行區域通用的身份識別系統，使交通出行一卡通達，醫保社保一卡結算，公共文化服務同享同用，提升百姓生活的便捷度和滿意度。進一步提升大科學裝置、儀器設備、文獻數據的利用水平，完善統一的科技公共服務體系，探索建立長三角跨區域聯合實驗室，構建開放共享的科技基礎設施網。

第四，激發社會活力，實現多輪驅動。將企業和社會的力量引入區域協作，主動形成政府、市場、社會和公眾的多元參與機制。努力消除市場壁壘和體制機制障礙，提高公共服務資源要素跨區域流動和優化配置。發揮商業保險、社會辦醫在整個健康養老、醫療的籌資的作用，鼓勵社會資金在長三角地區建設大型連鎖醫養社區，發展異地養老，疏解中心城市人口密度和公共服務壓力。（上海師范大學行政管理系容志教授）

加強協同創新 推進長三角的交通一體化

改革開發40年來，長三角地區的經濟和社會發展成就令世人矚目。2018年，長三角滬蘇浙皖三省一市地區生產總值總量達21.15萬億元，占到當年我國國內生產總值的23.49%，幾近1/4，超過2017年德國、英國、印度、法國的GDP，逼近日本的27.14萬億元。長三角地區已經成為我國經濟最具活力、開放程度最高、創新能力最強、吸納外來人口最多的區域之一。

高效便捷的交通網絡是區域發展的必要支撐。2017年，長三角地區滬蘇浙皖三省一市旅客運輸量為32.56億人次，貨物運輸量97.68億噸，旅客運輸周轉量6082.12億人公里，貨物運輸周轉量56305.00億噸公里。鐵路營運里程10097.90公里，公路里程49.47萬公里，其中高速公路里程14348.00公里,民用汽車保有量4093.62萬輛，其中私人汽車3528.41萬輛；港口貨物吞吐量33.51億噸；民用機場21個，旅客吞吐量19258.320萬人次；國際旅游入境者77291.61萬人次，國內旅游者231520.57萬人次。

目前，長三角地區高速公路網、高等級國道省道干線網絡已基本成型。高鐵網絡已形成全國最為密集完善的地區。以上海、南京、杭州、合肥為中心，省會城市之間、省會城市和所轄的地市之間1-2小時的交通圈已經初步形成。上海浦東機場為已基本成為國際航空網絡的主樞紐之一，虹橋機場成為國內航空網絡的主樞紐，南京和杭州國際機場逐漸成為區域樞紐機場。長三角地區沿海沿江港口正在加快優化整合，推進以上海為中心，以江蘇、浙江港口為兩翼的上海國際航運中心建設，逐步形成分工合理、協同發展、現代化港口群。長三角地區正在形成上海國際性綜合交通樞紐，南京、杭州、合肥、寧波等全國性綜合交通樞紐以及南通、蕪湖、金華等區域性綜合交通樞紐層次分明的空間格局。

但是，在長三角一體化發展被提升到國家戰略的背景下，長三角交通一體化發展還面臨諸多困難和挑戰：

第一，交通一體化在三省一市各項規劃中貫徹落實不夠。在諸多政策和規劃中，僅《長江三角洲城市群發展規劃》（2016）將安徽省部分城市納入其中，其余規劃的空間范圍均為滬蘇浙兩省一市。安徽省發布的2019年政府工作報告所提出的推進世界級機場群、城際軌道圈、國省干支線、油氣管網統一規劃建設等重點舉措正是這一問題的直接反映；

第二，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下，區域經濟是開放的。長三角交通一體化的推進，其一系列的制度、機制和舉措都將在三省一市行政地域范圍之內實施的。因此，如何有效地與長三角一體化空間范圍外部的利益空間實體交通活動銜接和協調發展，是推進本地區高質量交通一體化的重要問題和挑戰之一。

第三，交通運輸市場和監管信息的地區行政壁壘和障礙亟待消除和破解。在交通基礎設施建設上，三省一市各自為政仍比較突出。此外，進一步完善、統一和規范道路標示、信號指示、路名標示等也是營造交通一體化環境，進行有效監管的重要舉措。

第四，亟需建立統一的跨行政區政府交通管理和出行服務信息平臺。除安徽外，滬蘇浙交通部門都擁有各自的在線公眾出行電子地圖服務平臺。應加快破除行政壁壘，創新體制機制，整合三省一市的交通管理和信息服務平臺，充分發揮政府掌握完全和充分信息的優勢。

第五，取消高速公路主線省界收費站，有效緩解高速公路擁堵。2018年5月，國務院已作出推動取消高速公路省界收費站的決策部署。長三角區域作為交通強國建設的先行引領示范區，推進一體化，取消高速公路省界收費站勢在必然。

第六，注重區域交通主干網絡與城市內部交通網絡兩個地理空間尺度的有效銜接，不斷改善城市內部快速干道網絡、軌道交通網絡、公共交通網絡等交通體系與區域交通主干網絡之間的通行效率，逐步提升機場、高鐵等對外交通樞紐的城市軌道交通、公共交通等的連接效率，在總體上改善和提升長三角區域交通出行的整體效率和服務質量。（上海師范大學環境與地理科學學院林濤）

加快文化旅游先行先試 推動長三角區域一體化

長三角區域是中國經濟發展重要的增長極，也是我國城市化水平最高的區域之一。長三角區域作為中國旅游業重要的戰略基地，既是我國旅游業發展的主力軍和排頭兵，又是我國跨區域旅游合作最為成功的地區，是我國具有建成世界級旅游目的地重大潛力的區域。在貫徹落實長江三角洲區域一體化發展國家戰略的進程中，文化旅游業需要發揮更大的作用。

一、文化旅游是長三角區域一體化的發展先機

長三角在代表中國參與全球競爭與合作過程中，需要一個完整的形象，文化旅游就是區域國際形象宣傳的先遣部隊和核心骨干力量。當前，區域一體化已經成為未來中國發展的一種共識，通過資源共享、優勢互補、市場互動，可打破了地域、空間和體制上的障礙，打造無障礙旅游區，實現社會經濟的全面發展。同時，長三角區域旅游資源豐富，自然和人文景觀類別齊全，是我國重要的旅游資源集中分布區，具有發展區域旅游一體化的先天基礎優勢。

第一，文化旅游產業是長三角區域合作的重要體現。全球發展已經從經濟全球化向文化全球化和軟實力全球化時代邁進。衡量一個地區的全球地位不僅僅是看經濟總量，而將關注點更多地集中在文化和各類軟實力上。文化代表多元化的區域風貌，旅游代表高品質的服務配置。兩者的完美結合，是長三角參與全球競爭與合作的不二之選，也是長三角區域合作的重要體現。

第二，文化旅游資源是長三角區域合作的重要載體。長三角區域具有豐富多彩、特色鮮明的自然和人文景觀，包括名勝古跡、園林湖泊。同時，以海派文化、吳越文化、淮揚文化、徽皖文化為主，涵蓋良渚文化、秦淮文化、南宋文化、運河文化等，眾多傳統文化資源經過長期交融，文化資源互補整合，區域內文化同根同源，也為文化旅游產業融合發展提供了豐富的資源基礎，是長三角區域合作的重要載體。

第三，發展文化旅游能夠促成長三角區域合作的利益增量。跨區域合作的關鍵在于是否能夠通過共同合作產生利益增量。利益增量是區域合作的基本驅動力，也是維系合作共同體的核心價值觀。長三角區域具備相同或相似的文化基礎，形成了豐富的文化旅游資源，奠定了長三角區域合作的利益增量基礎。

第四，發展文化旅游的政策瓶頸小，利益沖突少。文化旅游產業已經突破了傳統旅游業的范圍，它綜合性強、產業鏈長，是一個多方位、多層面、多維度的大產業。同時，文化旅游也是開展區域合作和對外交流的重要支撐平臺。在長三角一體化大背景下，發展文化旅游有望成為區域合作的“潤滑劑”和“新增長點”。

第五，文化旅游產業是服務性產業，與民生直接相關。加快發展文化旅游產業，發揮文化旅游業自身強大的產業輻射和聯動效應，不僅能夠強勁帶動區域經濟發展，優化區域產業結構，而且能有效改善民生，創造更多就業崗位，不斷提升百姓的獲得感、幸福感和體驗感，滿足人們對美好生活的需求。

二、加快文化旅游先行先試，推動長三角一體化發展

第一，完善跨區域合作體制機制建設。充分發揮長三角區域合作辦公室的協調作用，加強三省一市各級管理部門之間的配合，破除行政弊端，創新跨界管理體制機制，形成權責明確、執法統一、監管有力的管理體系。在先行先試區域，加快建設開放協同的市場環境，建立健全更有力的合作與推進機制，在已經形成決策層、協調層和執行層“三級運作”機制的基礎上，進一步完善常態長效體制機制，不斷提升先行先試區域的競爭力，率先實現長三角一體化體制機制先行先試。

第二，編制統一的旅游發展規劃與旅游服務體系標準。以先行先試區域為試點，通過深化市場監管合作，提升區域信息覆蓋和共享程度。通過編制區域旅游發展規劃，引導產業錯位發展，強化區域間有機聯系，提升區域內互聯互通水平，建設一批形象統一、標準統一的旅客服務中心和集散中心，聯手打造生態走廊、風光帶和休閑度假區，推動長三角區域服務標準一體化先行先試。

第三，提高跨區域合作的利益增量。要提高跨區域合作的利益增量，強化區域內旅游目的地之間的引流作用，擴大旅游目的地影響范圍，形成形象、營銷、客源、設施等共享的運營機制，延長游客在先行先試區域的游覽時間，從而增加區域的經濟利益，實現合作共贏，豐富長三角一體化利益增量的內涵。

第四，推進跨區域公共服務一體化建設。暢通先行先試區域的交通路網，改造“斷頭路”，建立區域聯動的交通體系；建立規范統一的服務等級體系，形成整體、綜合和全方位的服務功能；在機場、高鐵站、市中心商業區、高速服務區及主要旅游景區等人流集中區域增設旅游咨詢服務中心，并完善景區、線路、交通、氣象、安全、醫療急救等必要信息和咨詢服務；設計并統一使用具有先行先試區域特色的標識牌，增強區域的科普解說功能，提高區域文化內涵的傳播廣度與深度；提高旅游服務人員的整體素質，進行標準化的聯合培訓，強化服務的整體感。為長三角區域公共服務一體化先行先試提供推廣經驗。

第五，強化跨區域聯合營銷行動。健全機制，建立先行先試區域旅游聯合營銷的運作機制；樹立品牌，聯合打造先行先試區域江南水鄉文化旅游品牌形象；借助大型節事活動，構建區域文化旅游聯合營銷的新載體；大力應用新媒體技術，不斷創新區域旅游聯合營銷的新手段。全面樹立長三角區域旅游營銷的共贏理念，形成長三角跨區域合作先行先試的重要經驗。

第六，大力發展生態休閑旅游產品。在區域重點發展康體養生、度假休閑、體育休閑、生態休閑等旅游產品。先行先試區域地處江南水鄉，湖蕩水體資源的生態保護與發展并不矛盾，只要堅持以規劃為引領，做好生態建設和產業發展的大文章，高起點謀劃、高標準推進、高水平實施，適度開放先行先試周邊湖蕩岸線，合理配置生態休閑設施，推進一批康養度假、水上運動、戶外游憩等項目，提高區域先行先試的顯示度。

我們相信，通過文化旅游的先行先試，將有助于解決目前區域一體化過程中問題和難點，為長三角一體化先行先試區的發展提供有益的經驗，進而加快推進長三角區域一體化進程，有力提升長三角城市群的整體實力和可持續發展能力。（上海師范大學環境與地理科學學院院長高峻教授、郭鑫教授）

文化張力與江南地域的變遷

江南地域的邊界是變動不居的。自古以來江南地域經歷了從大到小，再由小到大的歷史過程。秦漢時期，江南在中原人的眼光中仍是一個經濟文化落后的化外蠻荒之地，漢代司馬遷《貨殖列傳》里“江南卑濕，丈夫早夭”之說，應該是當時的普遍認識。歷史上最初以江南為地名的是唐朝貞觀元年（627），分天下為十道，其中之一便是江南道，這是一個大江南的地理概念，囊括今天長江以南的半個中國。相對于擁有九個道的北方而言，江南在國家財政上是無足輕重的。

但是這個情況，隨著大運河功能的日益顯現而迅速改觀。開元二十一年（733）江南道一分為三：江南東道、江南西道、黔中道。政區劃分的從大到小，顯示江南經濟重要度的提升。唐代后期以降，江南糧食便源源不斷地向北方運送，在這一過程中一方面加強了江南沿運河城市之間的聯系，另一方面亦加大了當時江南地區接受北方先進文化輻射的力度。因此，可以說大運河的存在第一次奠定了江南地區內部網絡聯系的基礎，同時也初步塑就了江南地區對外開放的性格。宋代，中國經濟重心已南移。“江南卑濕”已演化為世人向往的“夢入江南煙水路”。明清時期，江南已是中國經濟文化的中心。歷史上最遲以江南為行政區劃的是清順治二年（1645年）的江南省，轄區包括今江蘇、安徽二省，當然也含有今天的上海，不過存在時間不長，到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就正式分立為江蘇、安徽兩省了。

江南地域的變遷除了行政因素外，還受自然地理與經濟、文化等要素的影響。古往今來，約定俗成的江南地域是指長江以南、錢塘江以北的環太湖地區，它首先是個自然地理的概念，也是一個區域市場體系的概念，與行政區劃并不完全重合。

對于江南而言，16世紀以后，溝通東西部的長江所起的作用開始變得越來越大，同時，海運在商業貿易中的作用亦得以凸顯。蘇州作為江南中心城市的時代，江南區域內部的整合加速進行。在江南區域整合的過程中，除了市場之外，文化也是一雙無形的手。

環太湖地區有網絡狀水系相聯，水系不僅為載運物資，也為文化的交流提供了便利。隨著蘇州市民文化的繁榮，明末清初興起的蘇州評彈成為蘇州的“文化品牌”，通過說書人“走碼頭”，深入到江南的每一個細胞中去，推動了江南地域內文化的整合。評彈藝人在一個地方演出，根據書目，其演出周期少則十余天，多則數月。傳統社會是一個熟人社會，人口流動小，演畢就要變換場地，而且數年內不會再重復蒞臨。這就是評彈的“走碼頭”。蘇州評彈分為評話與彈詞兩個曲種，現在所知大約有150多部長篇書目。試想江南人自小至老聽著差不多同樣的書目，三國、隋唐英雄故事，白蛇傳、珍珠塔、玉蜻蜓的傳統倫理，在江南人心中滋養出了同樣的價值觀，倫理觀。

蘇州文化品牌以其的高雅、精美流行起來，蘇州人喜歡的服飾、器物、字畫、古玩、優伶等，都有品牌產品，引領著時尚，以致“蘇人以為雅者，則四方隨而雅之，俗者，則隨而俗之。”蘇州文化品牌的傳播，超越了環太湖地區的江南，對周邊城市或區域有著強大的輻射力，而周邊城市或區域則有著向中心聚集的內聚力。執商界牛耳的徽商，就源源不斷地把蘇州文化品牌輸送回徽州，以致女人服飾“則六邑各有所尚。大概歙近淮揚，休近蘇松，婺黟祁近江右，績近寧國。而歙休較侈，數十年前，雖富貴家婦人，衣裘絕少，今則比比皆是，而珠翠之飾，亦頗奢矣。大抵由商于蘇揚者啟其漸也。”蘇州與徽州等地的互動與相互認同，長三角或者說大江南已初具雛型。

太平天國戰爭后，上海取代傳統時代的蘇州成為江南的中心。隨著現代化進程的推進，機器大生產和金融業、海運業逐漸成為上海經濟的命脈，其輻射力更為強大。作為上海文化品牌之一的蘇州評彈，曾先后在安徽合肥，蘇北海門、啟東、浙江寧波等地落戶，建立演出團體。在新的時代里，江南由小而大是富有歷史邏輯的過程。一個以上海為龍頭，囊括蘇、浙、皖的新江南——長三角正在崛起。富有張力的江南文化必將為長三角的一體化國家戰略作出新的貢獻。（上海師范大學人文與傳播學院唐力行教授）

西歐城市群發展的區域協同體系

城市群是現代西方社會工業化與城市化進程逐漸向深度發展的產物，是實現區域分工與合作最顯見且富有效率的空間組織形態。在西歐、美國和日本，形成了大大小小數十個城市群，這些都市連綿帶不僅在國家經濟格局上扮演著舉足輕重的作用，而且成為在社會生活中占據著主導地位的空間形態。在這些“高度”城市化與“低度”城市化相間綿延的區域里，經濟專業化和產業分工較為明確，資本、技術、信息和人員交流便捷頻繁，吸引大量人口生活在其間。

城市群的興起及其格局形態，不僅與現代工業化和城市化密切相關，而且是地理區位、國家權力結構和政治文化傳統的重要側影。地理形貌與政治文化傳統不同的西歐，諸城市群在產業類型、管理模式、協調機制等方面，均有頗為顯著的差異。如法國的巴黎城市群呈“極核網絡化”模式，擁有悠久經濟、政治和文化優勢的巴黎，在其中理所當然地據有中心地位；地方有著高度自治權的荷蘭，城市群則呈“多核網絡化”模式，區域內各城市彼此獨立，各自承擔著不同的角色；而政治統一和工業化較晚的德國，城市林立且規模較小，產業分工明確，沒有任何一個具有明顯的支配性地位。但有目共睹的是，無論是倫敦和巴黎的核心城市驅動式，還是荷蘭和德國的多頭并進式，西歐諸城市群自興起以來，在帶動區域產業調整升級和推動國家經濟轉型發展方面，起到了無可替代的作用。它們的經驗，對后發的工業化與城市化國家，具有重要的鏡鑒意義。

第一，合理的產業分工定位。戰后工業化的持續累進、區域一體化和全球化以及通過城市規劃的引導，西歐城市群內部的產業分工定位漸趨明確，核心城市制造業不斷外移，成為金融保險、專項管理服務等第三產業的聚集地。巴黎中心區域的主導產業是高附加值的金融、保險、經濟總部和研發機構，政府管理部門和文化輕紡企業環繞在中心區域四周，工業和生產服務型產業分布在市郊或衛星城。這樣，既有效地疏解了市區的人口、交通和環保壓力，又實現了產業轉型升級和職能分工。如今，巴黎城市圈呈現高端服務業-都市環保制造業-生產或休閑地帶的階梯級模式，重化工業轉移至遙遠的城市外圍。倫敦亦復如是，金融與服務業是這座巨型城市的核心職能，在它的輻射和帶動之下，具有深厚傳統產業基礎的伯明翰、曼徹斯特等城市，較為順利地實現了轉型。

第二，建立起發達的區域基礎設施體系。高標準現代化的區域基礎設施體系，在歐洲城市實現功能網格化與集約化方面發揮著骨干的作用。英國、法國、德國和荷蘭的城市群都建立了發達多元的交通通訊體系，極大便利了區域的物資、資金、人員、信息交流，提升了空間和產業布局的集約性和多樣性，促進了聚集經濟的發展和區域的一體化程度。

第三，區域組織協調機制的有效建立。優化城市空間與產業布局，引導區域規劃趨向合理，是歐洲各大城市群的重要經驗。歐洲城市群的規劃協調，建立在政府治理與市場原則相結合的基礎上，展現了良好的效果。倫敦規劃咨詢委員會是倫敦地區規劃咨詢機構，英國議會先后通過的《綠帶法》《新城法》《規劃與強制收購法》，對今天的倫敦城市形態的影響清晰可見。法國巴黎建立了“地區整頓委員會”，出臺了《巴黎地區整治規劃管理綱要》《大巴黎計劃》等方案，對巴黎城市帶的城鎮規劃、產業布局和人口流向，都施予了直接的影響，極大地促動了區域協調，解決了工業化和城市化進程中產生的人口、交通和環境等問題。

如今，歐洲各大城市群，均是各自國家最為重要的經濟和社會政治中心，這里集工業、金融、商貿、文化職能于一體，充分發揮聚集經濟的強大效能，是新技術、新思想和新風尚的源地，在區域、國家乃至世界層面，皆扮演著樞紐地位。它們在發展過程中積淀的成功經驗，對當今正大踏步走向城市化與區域一體化的中國，無疑具有較強的借鑒意義。（上海師范大學人文與傳播學院洪慶明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