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2017年，上海市社會科學界聯合會、上海市哲學社會科學學術話語體系建設辦公室、上海市哲學社會科學規劃辦公室啟動實施了“改革開放40周年”“新中國70周年”“建黨100周年”三大系列研究專項。今年是新中國成立70周年。為進一步推動相關研究不斷深化，充分展示上海社科界哲學社會科學學術話語體系建設的新進展和新成果，加快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和知識體系進程，“思想匯”欄目與上海市社聯合作推出“新中國70周年”研究專欄。

過去這些年，學界對“中國經濟奇跡”的發生原因和各方面影響因素的探討，大多集中于政府治理之外的領域。比如，農村聯產承包責任制、鄉鎮企業、價格雙軌制、國企改革、外國直接投資、技術進步、對外直接投資等。而對這些改革措施背后更廣闊的市場環境改善、改革與政府的支持，相應的公共服務、基礎設施改善、營商環境改善、誠信體系建設等軟條件卻相對研究不夠。

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主要有兩方面：第一，過去四十年中國的改革開放，在很大程度上是一個類似于人們常說的向外部世界“邯鄲學步”的過程。雖然相關國家和地區的發展給了我們一些啟迪，但由于政治、社會、經濟制度完全不同，在中國這樣一個規模、人口如此大，歷史如此綿長的國家進行改革，卻沒有一個現成的例子。在這種情況下，中國過去四十年的改革開放在很多時候，都表現為一種“邊試點、邊改革、邊推廣”的試驗過程。

第二，中國的改革開放并不是憑空而來，也不是憑空實施，有其獨特的歷史背景。傳統的中國社會市場發育不夠，政府干預多成為必然。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迫于西方針對中國的全面封鎖、貿易禁運以及各種意識形態的圍追堵截，中國又不得不移植了蘇聯的那種全面計劃管理模式，其結果是，全社會的生產、分配、運輸與消費幾乎全由政府包辦，而人民的生活水平卻并沒有出現如預期般的快速增長。改革開放以來，隨著市場化改革的推進，人民的積極性和創造性得到空前激發，各方面改革先后取得了非常不錯的經濟績效。在很短的時間內，中國就由一個瀕于被“開除球籍”的國家躍升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這在一定程度上，也讓人們誤認為改革成功更多是因為“日益重視市場、不斷弱化政府作用”的結果。

然而，事實絕非如此。對于經濟發展而言，市場重要，政府也很重要，絕不是非此即彼，二者只不過體現在不同的維度和層面，發揮著不同的作用罷了。黨的十九大報告指出，“使市場在配置資源中發揮決定性作用”，但與此同時也強調“更好發揮政府作用”，恐怕其中的意義就在于此。

在現有“中國經濟奇跡”各方面原因或者因素的解釋中，很多原因或者因素是屬于所謂的顯性原因或者因素，而另外一些則屬于所謂的隱性原因或者因素。它們對中國經濟都發揮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往往那些顯性原因或者因素的重要性得到了人們足夠的重視，而那些隱性原因或者因素的作用卻常常被忽視或者遺漏。

比如，傳統的增長模型認為，勞動力、資本和技術進步是經濟增長最為重要的顯性因素。的確如此，過去四十年，中國就是按照這樣的基本理論指導來推動中國經濟的增長與發展的。但隱含在這些顯性因素背后的隱性因素同樣重要。舉個例子來說，在該模型中，勞動力的數量和質量對于健康的經濟增長非常重要。但在上世紀70年代末的中國，當時的情形是，勞動力市場根本不存在，勞動力的供給被束縛在農村的土地上，城市雖然有較大的勞動力需求，但阻擋在城鄉之間的巨大勞動力流動障礙、土地政策障礙、工資政策障礙等，卻在很大程度上妨礙了這一市場作用的正常運轉。于是，怎樣給中國勞動力市場松綁，怎樣讓農民可以先是“離土不離鄉”地在鄉鎮企業里進行務工，接著可以讓他們在一定程度上離開農村前往城市務工，就是當時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再后來，如何能在一定程度上讓那些高素質和高技能的農民工有序轉化為市民，成為第二階段改革面臨的棘手問題。當下，怎樣實現新型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同步發展等問題，又成為新的治理課題。

人口流動政策的轉變、土地的流轉、鄉鎮企業制度的建立，城市工資制度、教育制度、戶籍制度、社會保障制度、醫療制度、農民工子女入學政策、城市房地產市場改革等，所有這些政策的改革或者推動，如果離開了政府，恐怕是不可能實現的。

由此，我們可以深刻理解，為什么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要將“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確定為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為什么十九屆四中全會要專題研究“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中國經濟正在從高速增長邁向高質量發展，不僅需要繼續堅持市場化改革，同時也需要更好發揮政府作用，而加強制度建設、提升治理能力是題中應有之義。

（作者為上海師范大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