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段時間以來,學界對中國經濟奇跡發生原因和影響因素的探討,大多集中于政府治理之外的領域,如農村聯產承包責任制、鄉鎮企業、價格雙軌制、國企改革、外國直接投資、技術進步等,卻對改革舉措背后更廣闊的市場環境改善、改革與政府的支持以及相應的公共服務、基礎設施改善、營商環境改善、誠信體系建設等研究相對不夠。
造成這一現象的原因主要有兩個方面:第一,早期的改革開放在一定程度上類似于向外部世界的“邯鄲學步”,表現為“邊試點、邊改革、邊推廣”的試驗過程;第二,改革開放以來,隨著市場化的推進,人民的積極性和創造性得到空前激發,各方面改革先后取得了不錯的績效,這在一定程度上讓人們誤以為成功更多的是因為“日益重視市場、不斷弱化政府作用”。
事實絕非如此。對于經濟發展而言,市場重要,政府也很重要,二者不是非此即彼的關系,而是在不同維度和層面發揮不同的作用。簡單來說就是,使市場在配置資源中發揮決定性作用,同時要更好發揮政府作用。
除此之外,中國經濟奇跡背后還有一些隱性因素值得深入挖掘。
比如,傳統的增長模型認為,勞動力、資本和技術進步是經濟增長最為重要的顯性因素。過去40多年來,我們大體是按照這樣的基本理論指導來推動經濟增長與發展的。但隱含在這些顯性因素背后的隱性因素,也不應該忽視。
舉個例子來說,在該模型中,勞動力的數量和質量對于健康的經濟增長非常重要。但在上世紀70年代末的中國,當時的情形是勞動力市場根本不存在,勞動力的供給被束縛在農村的土地上。城市雖然有較大的勞動力需求,可阻擋在城鄉之間的勞動力流動障礙、土地政策障礙、工資政策障礙等,卻妨礙了這一市場作用的正常運轉。
于是,怎么給勞動力市場松綁,怎樣讓農民先“離土不離鄉”、再前往城市務工,成為當時一個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接下來,如何讓那些高素質、高技能的農民工有序轉化為市民,成為改革步入深水區所面臨的又一個棘手問題。當下,怎樣實現新型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同步發展等問題,又成為新的治理課題。
跳開來看,人口的流動、土地的流轉以及工資制度、教育制度、戶籍制度、社會保障制度、醫療制度、房地產市場改革等,所有重大治理領域的改革,都離不開政府推動與社會協同。由此就不難理解,新時代為什么要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
總之,中國經濟正在從高速增長邁向高質量發展,需要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和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把社會主義制度和市場經濟有機結合起來,不斷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不斷保障和改善民生、增進人民福祉,走共同富裕道路;堅持改革創新、與時俱進,善于自我完善、自我發展,使社會充滿生機活力。
(作者為上海師范大學教授,本專欄文章由上海市社會科學界聯合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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