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的主題設定在于“安寧療護”，一般認為主要針對“重癥患者”的身心靈呵護。但是，本文所秉持的理念：尊重生命、服務意識、互動溝通則是共同的。換句話說，這些理念，不是某些人的專利，而是大家的共同需要，不僅需要以此對待其它人，同時也期待以同樣的方式被對待。因為，本文嘗試提出首先是“人”，然后才是“病人”的界定。也就是側重首先去尊重一個“人”，而非，將他界定為“病人”再來尊重或呵護。

同樣這里的“生命尊嚴”也不僅僅是“重癥患者”的專利品，不是首先醫生宣布他為“重癥患者”，在醫療手段有限的情形下，醫護人員在想方設法賦予其“生命尊嚴”，好像病人特供一樣。“尊嚴”是大家的必需品，而且，恰恰是在善待、尊重他者中自行獲得。所以，安寧療護中，不僅僅涉及“當事人”的生命尊嚴，同時也涉及醫生、護士、家屬、親友的“生命尊嚴”，倘若我們只為了維護“當事人”的“生命尊嚴”，而無法保證“醫生、護士”的尊嚴，在我們看來也是不完整的，甚至是有遺漏的。

“生命尊嚴”是個同一網絡中共生共長的精神形象，一來它是開放的，二來它源自對待他人的行為方式；通過善待他者，為我們贏得尊嚴；事情是自己做的，尊嚴是他人給的。所以，當事人的參與互動是必要的，否則，一切行為若出于醫護人員代理，那么，其“尊嚴”只是象征性的。這也是本文以“當事人”為中心的緣由所在。

關于安寧療護對象“生命尊嚴”的達成，本文認為，至少我們應考慮到如下四個方面：倫理層面的知情權與人格尊重、醫療層面的互動溝通、護理層面的心靈信仰呵護、分享層面的心靈和解等問題。這四方面的共同點在于對“心靈”的看重，無論是人格尊重還是互動溝通，無論是信仰呵護還是心靈和解，這些都是關于療護對象“人心”的問題。如果說，醫療的側重在于生物性身體的病態修復、制止或舒緩，那么安寧療護的側重則在于人心的尊重與內心安寧的達成。

這里面首先要處理的是對于療護對象醫療診斷的詮釋。比如，醫生給出了某種類似于“臨終癥候”的診斷，我們一般都會將其視為“壞消息”“噩耗”“晴天之霹靂”。由此而糾結于是否將此“壞消息”傳達給當事人，進一步會出現更加糾結的“知情權益”問題。一方面，他是當事人，有知情權；另一方面，又怕這種“壞消息”“噩耗”加重他的病情。因此，一般親友家屬，在此階段就陷入了心理糾結甚至近于“崩潰”的邊緣。

問題在于，一旦陷入此種“心理糾結”，我們會發現，療護的重點便不再是“安寧療護”而是糾結化解。問題在于，當親友護理者的內心都是誠惶誠恐的，很難想象他會給與服務對象一種“安寧”“平靜”“慈善”的護理品質；就如同，當醫生、護士整個人都是焦頭爛額的，很難想象，他的醫護品質能達成“安寧療護”的目標。很多時候，我們只是注目于服務對象本身，但是，卻忽視了服務者和服務對象的互動共建層面。我們嘗試以“服務對象為中心”，只是以其為判準和目的，并不意味著，應忽視甚或認可損害醫護人員、親友家屬的生命尊嚴。同樣，我們期待達成服務對象的“安寧療護”效果，但并不意味著應忽視甚或認可損害醫護人員、親友家屬的心理狀態。因為，那些正是與服務對象為中心相互配合的，當“中心”沒有陪襯或輔助，也就無所謂“中心”了。

所以，所謂的“壞消息”“好消息”只是一種人為的判定。逐漸的，我們當首先減弱此種“好-壞”的語詞色彩，盡量回到“生老病死”這一基本的自然生命歷程。換句話說，無論如何認定，人總是要經歷“生老病死”這一過程，每個人都會逝去、離開，為什么我們就不準別人“離開”呢？為什么認定“離開”就是壞消息呢？這些問題其實是需要我們大家共同思考的，我們對死亡缺乏練習，缺乏反省；但是，又無可避免，事到臨頭，無法逃避，所以只能手忙腳亂。與其那樣，不如，大家提前面對，練習死亡，談論死亡。沒有對“死亡”恐懼心理的超克，內心是無法安寧的，生命尊嚴也無法獲得。

由此來看，安寧療護的事情其實要有個預備期。其實，生命就是死亡的練習，人的生老病這一歷程就是慢慢在走向死亡的。只是，此種“死亡練習”都是不自覺的，只是在醫院里，我們才進入了自覺場景。其實，安寧療護的核心問題之一在于對生命自身的自主和自覺。倘若一個人對自己的生活，對生活中的他者沒有自覺的關愛、自主的反省，那么在面對自己的“臨終”或“死亡”，要想獲得“生命尊嚴”也是很難得。這里想說的是，“安寧療護”其實不限于“臨終期”，整個一生都是一個“安寧療護”的過程，每一個階段心靈的“安寧”都是需要的，不是只有生病了、臨終了才需要。

只是本文主題側重在“臨終期”的“安寧療護”，所以我們更多關注這一人生階段，但是，我們還是應看到“生命流程”，如一條河流；我們只想截取一段，那是不行的。所以說，臨終期“安寧療護”的問題，嚴重性不在于技術手段合伙陪護技巧，關鍵在于服務對象整個的生命狀態。這就造成了“診斷證明”傳達的復雜性，要視人而定，因人而異。我們常說，有些人看得開，沒事；有些人，看不開，千萬不能告訴他。這其實不僅僅是面對死亡的態度，更多是面對生命的態度。對于人的生老病死沒有一種自覺，明明知道，人都是要死的，但卻無法接受自己也會死的事實。在這種情形下，知情權可能不是首要的問題，而是對當事人的人格尊重，無傷原則優先于知情告知。

但是，無論是看得開或看不開，無論是否當事人知情，想辦法請他配合治療都是必要的。而且，要給與某種希望，當事人的主動參與，更易達成“安寧療護”的效果。在這一過程中，應當注意醫患關系，這一點比當事人的“知情權益”更值得留意。一方面是當事人與醫護人員的溝通、關系協調，另一方面是親友家屬與醫護人員的協調溝通。親友家屬要多了解，不僅僅是服務對象的心理，也要更多了解醫護人員的情況，了解多了自然才會產生理解，有了初步理解，彼此才會有溝通的意愿以及彼此寬容的雅量。為了當事人也應這樣做，倘若沒有此種溝通協調，醫患沖突一旦發生，當事人的的“安寧療護”其實是很難達成的，處于醫患沖突中的當事人，其“生命尊嚴”更從何談起呢？

我們習慣于做一個“被動的病人”，醫生讓做什么，就唯命是從。但是，當事人的極配合就是一種很好的治療。而且，有當事人的積極配合才有尊嚴維護問題。畢竟，生命尊嚴并不像打點滴那樣，慢慢輸入我們體內。生命尊嚴源自我們自主的行為，無論是善待他者，還是善待自己，都需要自覺、自主的行為。

包括治療分寸的把握。醫療手段的尷尬在于，它不斷在發展，而且種種宣傳讓我們沉醉于“科技萬能”，給人以“飛速發展”的幻覺。但是，醫療科技，如何飛速發展，還是無法滿足人們的心理預期，尤其是無法及時回應生命各種狀態的復雜性。所以，一方面我們期待醫療技術包治百病，另一方面，我們或者親友又往往處于“無藥可治”的臨界狀態。再加之“生命維持技術”的發展，插管讓一個人可以長時期的活著，或者說“無法死去”，這是一個更為棘手的問題。所以，治療的分寸如何把握，成為一個當事人、親友共同面對的難題。

我們總盼望奇跡，也確實有奇跡，但是，奇跡之所以為奇跡，正在于其稀少而且不可預期。這樣，就為治療限度預留了一個飄渺的想象空間，也為當事人以及親友家屬留下了一個現實而又棘手的決斷難題。這個也涉及當事人的自主意識，至少，有些情況下，是符合這一情境。我們看到眾多醫護人員的反思與提醒，或許“生前預囑”對我們大家都是必要的，至少在我們清醒的時候，對于我們未來可能出現的問題，給出一種自主性的建議。這是對兒女的尊重，也是對我們自身的尊重。不愿意自己的身體在不經過自己同意的情況下，隨意處置，這或許也是一種生命尊嚴的維護。由此提前預備，便無后顧之憂，然后才有可能達成“安寧療護”或“生命尊嚴”。我們可以盡力嘗試在醫療手段與心理預期的平衡中實現自我的“生命尊嚴”。

在臨終期，固然減緩痛苦，延長生命，都是重要的事項。但是，在我看來，更值得留意的，也常常為人忽視的，是當事人的“身心靈”全人呵護問題，尤其是，心理層面和靈性信仰層面。

人的可貴倒不在于其肉體生命，若從肉體生命去看，人與其它的動物，很難分別。但是，人有心理，有思維，而且有信仰需要，這才是關鍵。尤其是在醫院里，肉體的問題，很大一部分交給醫生和護士了，親友家屬也會盡力照顧好當事人的身體需要。但是，心理空間，往往忽略了；尤其是，靈性層面，常常荒蕪了。但是，實際上，當人的肉體生病時候，更值得留意的是心理浮動和靈性渴求。

與當事人的心理交流倒不是一種，隱私好奇，或者心理窺探，而是一種“心理陪護”，這是一種深度信任，然后，深度分享，對當事人才是一種釋懷和放松。這比打點滴、蓋被子難多了。醫護人員基本沒有時間做這個工作，親友家屬，或者沒考慮到這一層，或者沒時間，或者沒辦法。總之，這一層，很重要，但往往是被忽略了的。本文在后續研究中，嘗試給出一些建議。

當然，更復雜的，倒不是心理，而是“靈性層面”，這比“心理活動”又更進一層。當事人的“靈性渴求”，往往被忽視是因為，各人對“信仰”有著不同看法，甚至是完全相反的看法。心理活動還是屬人的，靈性活動，則有屬神的一面。在不信神的親友看來，當事人的靈性渴求，可能是胡言亂語；這是極大的傷害，因為，信仰對一個人往往是神圣的、不可褻瀆的，但是，在別人看來，甚至是反感的，不可思議的。當事人處于被動狀態，不想被褻瀆，所以，信仰層面只好隱藏的更深。這就需要親友的寬慰、化解，更多應協助其實現。比如，信基督的，可請教友溝通；信天主的，可協助其做彌撒；信佛教的，可給他放些佛教誦經或音樂……有共同的信仰更好，可以有更多互動；若無共同信仰，盡量多協助，少說話，這就是很大的尊重。

張永超：北京大學哲學博士（2011），輔仁大學博士后研究（2015），副教授，碩士生導師。曾任職于鄭州大學哲學系（2011-2018）；現任職于上海師范大學哲學與法政學院。

研究方向：側重于生死學、儒家思想現代轉型、中西思想比較（如儒耶“孝悌觀”、儒耶“創生”與“化生”、中西思維方式）、知識論與倫理學等；圍繞上述問題所撰寫論文部分發表于《哲學研究》《哲學與文化月刊》《學術月刊》《哲學分析》《清華西方哲學研究》《南國學術》《中州學刊》等刊物；最近幾年集中于李澤厚“巫史傳統”研究，嘗試探究先秦時期“由巫到史”的“理性化”進程及其認知模型。

已出版專著及部分論文：

《經驗與先驗：張東蓀多元認識論問題研究》（2012中央編譯出版社）

《仁愛與圣愛：儒家與基督教愛觀之比較研究）（2015輔仁大學出版社）

《天人之際：儒道天人觀新論》（2015鄭州大學出版社，合著1/2）

《人文關懷論》（2015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合著2/3）

《仁愛與圣愛：儒家道德哲學與基督教道德哲學之比較研究》（2018人民出版社，合著）

《天主教與儒家“孝悌”觀之比較》，《哲學與文化月刊》A&HCI，2013年第11期

《創生與化生：從起源角度探究中西文明融合的困境及其可能》，《哲學與文化月刊》A&HCI，2016年3期

《中國知識論傳統缺乏之原因》，《哲學研究》，2012年第2期

在研項目：國家社科基金青年項目《中國哲學現代轉型中的知識論問題研究》（14CZX028）

為“中國當代生死學問題研討會”（第一屆清華大學、第二屆廣州大學、第三屆301醫院）主要召集人之一

通訊方式：

上海市徐匯區桂林路100號上海師范大學哲學與法政學院（東部文科實驗樓）606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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