閆溫樂上海師范大學國際與比較教育研究院副院長、副教授札記《基礎教育提升國家形象的國際經驗與中國路徑》一文從投稿到發表,周期并不長,編輯部的工作可謂高效到令人驚嘆,但寫作該選題的學術萌芽卻可追溯至三年前。彼時,實施了七年的中英數學教師交流項目因新型冠狀病毒感染而中斷,在惋惜之余,我總覺得,這一由英國政府出資邀請中國上海數學教師到英國課堂傳經送寶、被我國教育專家稱為“中國首次由追兵變為標兵”的人文交流項目,不應停留于此,其深層價值亟待挖掘。然而,如何找到適切的理論框架和分析視角,就如同一堵無形的墻,始終橫亙眼前。從在華東師范大學比較教育學專業就讀博士起,我就一直跟隨張民選教授從事國際組織研究。2024年初,我發現芬蘭在一份外交部的報告中提出,要充分發揮教育優勢,建立國際教育組織,助力世界上戰亂和落后地區發展教育,提升芬蘭的國家形象。恰好那段時間我也一直在閱讀國家形象的系列研究文獻,其中,孟建教授的著作《國家形象:歷史、建構與比較》我百讀不厭,加上長期以來對中英數學教師交流項目在海外反響的關注,那一刻,思路突然被打通,一個跨學科視角漸漸浮現。興奮過后,卻要面對前所未有的研究挑戰?!皣倚蜗蟆?/div>